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较为自觉地适应经济与社会转型的需要，经过多年探索，已经获得不少成功的经验。

透过《深圳社会组织发展报告（2018）》，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四点结论显而易见的。

第一，社会组织是第三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重要依托。没有发达的行业社会组织，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与科学技术，都不可能获得整体性发展。

第二，社会组织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的基本载体。与养老、儿童与残障人士相关的服务业、心理咨询业等，必须依赖于有使命的社会服务机构，若完全依靠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市场竞争，这些服务业将会举步维艰。

第三，社会组织是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的必要补充。过去人们往往认为，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实施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社会组织与此无缘。实践证明，无论是社会救助体系还是社会福利体系，都需要社会组织在不同领域与微观层面的支持，政府与社会组织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不能互相替代。

第四，社会组织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支撑。在社会道德建设领域，社会组织的功能几乎是无可替代的。与过去个体自觉做好事积德行善的行为有区别的是，在现代社会，做好事更需要专业，仅仅是做助人为乐的好事也特别需要专业化的志愿服务组织。个体的德行只有汇集成为组织与社会大爱，才能促成社会道德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社会组织的这些社会服务功能，为什么不能通过政府改进工作作风从而提升服务质量来解决呢？

确实，这样的疑问有一定道理，政府在改进作风方面还有着较大的空间。但是，总体而言，政府不可能替代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

这主要是由社会服务的内容与性质所决定的。贫困时期的社会需求与较为发达时期的社会需求是相当不同的。农耕文明时代，基本架构是自给自足，几乎所有的社会需求都是依赖于家庭来满足的，家庭包括家族承载了绝大部分的社会服务功能。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承担起了相当多的社会服务功能，在极端的情形下，甚至做饭也是由公共食堂来完成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以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家庭服务功能全面弱化，因而产生了海量般的新的社会需求。

比如，老年人的护理需求，过去一般由家庭来承担，现在的家庭结构则无力承担，这就需要建立起养老服务体系来发挥替代性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有市场需求，就会有市场供给，政府只要进行恰当的市场调节，这样的需求就可以得到基本满足。但是，养老服务的情况十分特殊。

第一，这个行业不可能完全通过自由市场来解决，如同医疗保障一样，它需要政府建立起保险体系，需要公共服务的支持，包括对于基础设施和多项公共政策的支持。

第二，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也需要较高的职业道德，因为对于老年人的直接服务，如同“孝子”一样周到，只有有使命的职业伦理才会提供如此周到的服务；要达到这样的职业道德，根据各国的经验，只有带有使命的组织，即不以营利为基本目的的社会组织才可能办到。这样的案例表明，社会组织其实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的重要载体。如果要发展这类社会服务业，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显然是很难做到的。

其实，社会组织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也同样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圳的钟表业协会，就是中国行业协会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典范。人们常常说，最高的发展水平是制定标准。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企业一般不可能制定出一个行业的标准，而行业协会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制定标准。我们的许多领域存在着过度竞争现象，有的产品质量不高，人们可能会发出感叹，认为是我们中国人天生“素质低”。但人们恰恰没有注意到，过度竞争现象的存在，就是行业协会不发达的突出表现。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有关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行业协会的作用，有关部门的标准一般会成为国家的标准。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这一职能转移到了行业协会，如何促成行业协会职能的社会化与现代化，通过协会的力量来促成各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在这方面，社会组织的确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深圳恰恰在这些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他们最早探索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的脱钩改革，不断通过行业自身来加强行业协会的职能，这样的软实力，应该给予特别注意。

人们当然也会存在这样的疑问：农业属于小农经济，这个领域也需要社会组织吗？其实，小农经济更需要发达的社会组织。法国、日本、韩国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都表明，各类农产品、渔业等，正是有着发达的农协、信用社等提供系统的服务，才能够不断地提升质量。远的不说，只说全国各个大学的园艺工人，现在还是使用传统器具来劳动，在大城市工人们修理树枝，很多还是用着上千年前的器具，用绳子捆绑上镰刀一类的工具来劳作。而在发达国家，这一行业的器具已经多种多样。为什么我们的绝大部分农业劳动工具得不到改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缺乏这一类的社会组织。如果只是依赖一家一户，有多少人会关注这样一类“小工具”的改进和发明呢？把政府和社会的需求转化为创新与发明的平台，社会组织是十分必要的。即使高科技领域，也不例外。

这里有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在中国，有些部门已经开始倡导“厕所革命”，有人推算，这项产业可能有几十万亿元的容量；应该说，这种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应该会有个轰轰烈烈的社会推动吧？但时至今日，这项号召还没有看到如同其他领域一样的热烈响应。为什么呢？比较一下日本，我们就会发现，在日本，政府一旦有一定的倡导，社会组织往往走在前列，它们为市场做出探索，支持企业发展；日本国家级的厕所协会已经成立多年，这个协会在倡导厕所改进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从而使得日本的厕所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相信还会有人记得前几年的“马桶盖热”，这表明，我国城乡公共建设和家庭生活品质提升对厕所的改进需求巨大。尽管有政府的倡导，尽管企业有热情、百姓有需求，但如果缺乏社会组织这个转换器，还是不可能形成巨大的产业。在这里，社会组织还包括各类社会智库，它们也需要鼓励与促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与经济的发展形成有机的结合，从而避免单个企业“唱独角戏”的现象。

再看社会道德建设领域，社会组织的地位更为重要。心灵美、社会善，都是一种社会自觉。这种自觉，更需要通过家族传承、社区治理、志愿服务等方面的社会组织来促成。发达国家往往通过法律来强制性地进行志愿服务和社会服务。为什么可以这么做？主要是社会组织的志愿服务已经蔚然成风，要求政府来制定法律，进行规范与倡导。一个公民，如果参加志愿服务，既要受到专业化的培训，也会受到多种形式的褒奖；人们向国家的公园捐凳子，还要留下名字；社区之中的小小图书馆，往往由居民商量捐建。这样的资源，在中国相当雄厚。但是，如果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还是只能停留于个体做好事层面，不会形成巨大的公共道德。 

本文来自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为《深圳社会组织蓝皮书》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