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5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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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繁杂事务逐渐融合汇聚成一个交叉点——公益金融。在这个新领域,他的金融身份得以延续,公益角色得以拓展,他越来越感受到兴趣所在,对未来充满想象力。
某种程度上,马蔚华并不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退休后,他的日程似乎更加紧凑,他觉得这不正常,有些累。他希望能够打打球,旅旅游,看看小说,哪怕看一些流行的电视剧。
2013年卸任招商银行行长,并于次年担任壹基金理事长以来,马蔚华的头衔增加了很多: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常务理事和轮值主席、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他还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
总有源源不断的人和事找上门来。马蔚华说自己太好说话了,觉得事情有意义就会答应;很多事情本来说好仅挂个名、做做参谋,他一旦应承,又总想把它们都做好。就这么把时间全用上了。
但另一方面,他其实特别满足于现在的状态。几年间,诸多繁杂事务逐渐融合汇聚成一个交叉点——公益金融。在这个新领域,他的金融身份得以延续,公益角色得以拓展,他越来越感受到兴趣所在,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力。
5月31日,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8年会在深圳举行,参会者800余人,多来自公益、政府、投资、金融领域。两天后的闭幕式上,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作总结发言时称,在中国影响力投资领域,需要一面旗帜。
“是谁呢?不是徐永光,应该是马蔚华。”
自1989年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创立“希望工程”至今,在公益领域从业近30年,徐永光被公认为公益界的一面旗帜。但在公益金融领域,徐永光说,这个旗帜非马蔚华莫属。
徐永光和马蔚华认识的年头不长。2013年,马蔚华卸任招商银行行长,接受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及时任执行理事长王石的邀请,接任壹基金理事长一职,才开始正式踏入公益领域。
“他有创新的领导力,有作为旗帜的号召力,他还有凝聚投资界、商业界资源的能力。他正用个人的影响力影响着这个行业。”徐永光说,马蔚华扛起公益金融的大旗是众望所归,相信他定会不负众望。
2017年底,由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和深圳福田区政府主办的首届全球公益金融论坛暨2017影响力投资峰会在深圳举行,马蔚华是大会主席。大会发布了《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共识》(又称《香蜜湖共识》),在影响力投资的理念、目标、原则三个方面达成一致,提出了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探索行动战略。
马蔚华在2018绿公司年会上组织了“影响力投资:向善的力量”专场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2018年4月22日,2018绿公司年会在天津滨海新区召开,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马蔚华组织了“影响力投资:向善的力量”专场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这是绿公司年会这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商业论坛首次设置影响力投资专场。
“他对商界、投资界的影响已经充分展示出来,他的影响力能够助力整个社企领域和影响力投资领域进入主流视野。”徐永光说,2018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的800多位参会者中,来自商界、投资界的人数超过公益界,“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跨界。”
但是,马蔚华并不同意徐永光对自己“旗帜性人物”的界定。他告诉《中国慈善家》,他对自己在公益领域的定位是“一个新兵”,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影响力投资的推动者、倡导者、实践者。
“公益新兵”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2017年,徐永光新书《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出版,“公益市场化”言论在公益圈内引发很大争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发表文章驳斥“永光谬论” ,认为将商业和公益混为一谈是毁坏、否定公益事业的根基。
“两光之争”沸沸扬扬之时,有媒体就此采访了马蔚华。
“我不愿参与这场争论,因为我还是名新兵。以前的那些观点,我不一定都很了解,我也不太想了解。”他回答,“我建议向前看,向世界看,向能解决问题的出路看。”
这一说法令徐永光印象深刻。他觉得,“新兵”不仅不是短板,反而可能恰恰是马蔚华的优势所在。
“整个公益行业观念比较陈旧,现在一定要推动创新,但要改变起来很难。我还拖泥带水的,要顾及一些老的观念、旧的东西,被很多东西牵扯着。恰恰马蔚华没有这些牵绊,他可以轻装上阵,直接在前面走就是了。”徐永光说。
任职于招商银行时,马蔚华以创新和战略闻名。在他担任行长的近15年间,招商银行进行了向零售银行的艰苦转型,总资产翻了40倍,一举成为全国第6大、全球第44大商业银行,跻身世界500强。马蔚华由此获得英国《银行家》杂志2005年“银行业希望之星”、“2007年度亚洲最佳CEO”、“2008年度亚洲银行业领袖”、“2009年度亚洲最佳行长”、“CCTV2011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等多个分量颇重的奖项。
到了公益领域,马蔚华也很快探索出了创新的路径。从金融领域20多年的从业经验出发,他找到自己与公益的链接——公益金融,把金融的手段、商业的方法引入公益机构,并决定以影响力投资为着力点,在公益界推动一场新的变革。
这是一个更大范畴的挑战。
随着全球范围内财富越来越集聚在少数人手里,贫富差距、环境和生态问题给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埋下很多隐忧。2015年,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为之后15年实现解决贫困、饥饿、教育、气候、生态等17项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努力。
“据保守估计,到2030年前解决这些问题,每年至少要花去3.9万亿美元,而现在政府投入和公益慈善加在一起不到1.4万亿。缺口很大。”马蔚华说,“这些缺口靠传统捐赠的办法解决不了,与其被动堵缺口,不如让缺口越来越小。”
马蔚华认为,如果企业都能够既关注经济效益又非常重视社会效益,比如减少贫困、减少污染、保护环境,起码这个缺口会越来越小。
5月31日,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8年会在深圳举行。论坛上,马蔚华在题为《影响力投资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主旨演讲中表示,在当今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大潮中,包括影响力投资在内的社会投资正在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影响力投资要做的正是这个事情:追求正面的财务回报,追求显著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力,让企业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解决一部分社会问题。“德鲁克不是说过吗,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变成有利可图的商机时,这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马蔚华说。
在白虹的印象中,马蔚华不止一次说过,他希望把公益投入基本放在如何推动中国影响力投资的发展上。“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公益项目,更是一种‘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下究竟能做点什么’的责任感”。白虹说,“马行是希望把社会推向义利并举的时代,就是越积德越赚钱,越赚钱越积德这样一个好社会。”
白虹是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秘书长,有22年的金融业从业经验,曾在中国工商银行、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担任高管,2016年全职进入公益领域。她高度评价了马蔚华在金融业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的信用卡、个人消费信贷,私人银行,也可以说零售银行领域,马行是个领军式人物。如果在国际舞台上谈谁是代表中国这一领域的人物,一定就是马行。”
白虹觉得,做影响力投资与马蔚华的经历和性格有关。“他率先做网上银行,率先开始发展个人消费金融,率先开始做个人财富管理,创新是他的性格基因。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很关注民生;同时他对金融市场非常敏感,他对金融市场的变迁,对经营的透彻了解,使他成为中国影响力投资一个坚定的推动者。”
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自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倡导影响力投资以来,这个概念在美国也才刚刚被主流投资市场认可,在中国仅有少数人了解,但马蔚华看到商业向善、金融向善、社会向善、人心向善正在成为一种趋势。正如十几年前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寥寥无几而现在倡导者众,马蔚华觉得,公益金融必定也会迎来这样的发展。
对于公益领域,马蔚华其实并不陌生。
2004年,刘晓光在内蒙古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月亮湖畔发起成立阿拉善SEE,马蔚华是创始会员之一,并当选为首任监事长。2011年,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宣布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首家成功转型的民间公募基金会,马蔚华是第一届理事会成员。
马蔚华也很早开始在企业中推行社会责任。2006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成立,马蔚华任第一期主席,他宣读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宣言,并且提出银行放贷要考察企业的社会责任。
但真正全职进入公益领域后,马蔚华发现,做公益比做商业难多了。
就职壹基金理事长仅仅两个月,他就迎来一场风波。2014年4月,雅安地震一周年,壹基金对外发布雅安地震善款使用报告。根据该报告,2013年,壹基金共接收雅安地震捐款及赈灾物资约合3.85亿元人民币,截至2014年3月31日,共发生捐赠支出约4907万元。
很快,网上有人发出质疑:还有3.36亿元的捐款去哪儿了?质疑者认为,这笔钱被李连杰贪污了。李连杰出面澄清后,质疑的矛头又转向壹基金,理由是,“法律规定基金会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70%。”
“法律也有规定,对于指定用于救助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受赠财产,用于灾后重建的应当在重建期结束前使用完毕。”壹基金向网友解释,壹基金的善款支出用于灾后重建,在重建期内使用完毕即可,而重建期通常需要几年。
这一解释被更多的口水淹没了。
作为机构法人,很多压力直接压在了马蔚华身上。“为什么做好事还得不到好报呢?”他不解。
事实上,壹基金处于风口浪尖不无理由。作为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的善款来自社会大众,“人人公益”的口号,让小额筹款成为其特色,几百万捐赠人的信任和监督对壹基金公开透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创始人李连杰此前的明星身份,令其一举一动容易被公众放大,某种程度上,让壹基金成为“易招黑”体质。
马蔚华后来想明白了,这个风波的产生有社会的误解,有一些人的攻击,但壹基金自己的问题也很突出。“你一定要透明,一定要充分地披露信息。”
他用招商银行作比——上市银行需要充分披露信息,让投资人充分了解自己——他觉得公益组织更应该这样,“大家捐的款大家有权利了解去向,所以也要像上市公司一样有好的治理结构。”
美国慈善发展的历史也给了他信心。美国在19世纪进入以基金会为特征的现代公益阶段,许多基金会建立了董事会,实行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马蔚华说,美国慈善业的发展中也遇到过和中国现在同样的问题,必须研究如何运用现代企业的办法,形成良好的治理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
他越来越多地发现金融机构和公益组织的相似之处:都需要有管理资金的功能,都需要资金产生效益,追求资金的成本低、效率高。怎样管理好这些资金,都需要控制风险,都需要有相应的治理结构,都需要有一批人才,有一套制度。
马蔚华开始在壹基金推行企业化管理。他把在招商银行施行的一套管理办法搬过来,“招商银行做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壹基金就做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像上市银行一样,内审、外审,进行严格的信息披露。”
很快他发现,壹基金没有让资金增值的能力和意愿。多年来,壹基金接收的所有善款均存在银行,这让这位昔日的金融大佬无法理解。
壹基金前秘书长李劲回忆,早期,对于马蔚华提出的理财建议,壹基金的治理层都是一副“规避风险”的态度,理事会成员包括李连杰,都表示要很谨慎。“大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公募就是募款做项目,不是管钱也不是投资。”
马蔚华理解理事会的谨慎,他温和地提出解决办法:从活期存款到短期理财,再到投资,在壹基金循序渐进、有策略地做金融尝试。
他亲自带队去美国考察公益金融和影响力投资,回来给理事会和秘书处讲课,“他能很好地展示原因,(就是说,做公益金融)收益增大可以做更多的事,也能激励更好的人。”李劲说。
马蔚华提出,先用企业和理事单位的捐款进行理财探索,几百万个小额捐赠人的善款,依然全部用于低风险项目专款。
2017年,汕头林氏家族为壹基金捐款2000万元,最终,1500万元给壹基金设立慈善信托, 500万元作为专项基金。李劲回忆,这笔捐款如果全额作为捐赠,意味着壹基金将有2000万元的捐赠业绩,林氏企业也可以捐赠抵税,对双方都有好处。“但理事长(马蔚华)就是希望做慈善信托的模式探索,林氏家族也是他非常熟悉的朋友,他亲自去跟捐赠人说做慈善信托的好处,最后我们做了这个组合的捐赠形式。”
在招商银行,作为行长,马蔚华自认最大的本事就是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最好的平衡,他制定了资本制度、覆盖制度、风险制度,减少风险。在壹基金,他也逐渐建立相关制度,成立投资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让壹基金的理财更专业和谨慎。
几年下来, “进步很大”。马蔚华说,壹基金内部现在对公益金融基本达成共识,投资理财、慈善信托都做出尝试,还在筹备成立一个影响力投资公司。但他依然保持谨慎,“中国(影响力投资)现在是实验阶段、成长阶段,如果出现失败,负面作用很大,可能会使形成共识受到极大影响,所以我们就做得慢一点,把防范风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2017年12月3日,全球公益金融论坛暨2017社会影响力投资峰会在深圳举行。图为马蔚华为Heather Grad颁发机构典范奖。
想明白商业和公益的共通之处,马蔚华发现,在公益中遇到的不少问题都可以用商业的办法来解决,“只有一条不能做到,就是激励机制,我们没有办法发奖金。”
长久以来,公益从业者的收入无法提高一直是行业痛点。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所在地区的同行业同类组织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
“就算没有这个界限,也不可能把慈善的钱拿来发奖金。”马蔚华说。但没有激励机制,留不住人才,也无法吸引更优秀的人才,这大概是马蔚华目前最痛心疾首的问题。
他在多个场合提到,壹基金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不乏国内外名校毕业生,他们到最基层做着最辛苦的工作,但是每个月的工资不过几千块钱。
马蔚华说,他既骄傲又感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担忧。这些年轻人暂时可能因为情怀留在壹基金工作,但他们迟早要成家,要面对社会更大的压力,如果无法解决财务问题,壹基金迟早留不住这些人。
而他想要大力推动的公益金融,人才更是大问题。
白虹是少有的从金融行业转入公益领域的人。她记得,马蔚华和自己反复聊过人才方面的困境,公益金融需要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求其对金融市场有深度了解和丰富经验,而且需要对社会问题敏感,有社会理想和情怀。而目前公益界和金融界两大行业在激励机制上存在巨大落差,这成为金融界人士转行做公益的主要限制条件。
“在国内成熟的金融机构做高管,百万级薪水是很正常的,在国际型的跨国企业,几百万年薪也是很正常的;但在公益领域,薪水无法与之相比。”白虹说,这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因素。
全身投入公益行业以来,马蔚华至今没有领过壹基金和其他兼职的公益组织一分钱工资。白虹最开始也只拿很少的补贴,如今她把补贴也停了。白虹回忆,2016年她从金融机构辞职全职投入公益事业,身边的朋友和亲人几乎无人理解。“我还是上半场跑完了,留下一点积蓄可以用来支持我的公益投入。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就非常难,因为他们还有家庭需要支撑,经济压力都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