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1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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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年5月12日
关键字：时间背景、汶川大地震、应急预案启动
距地震发生18分钟———5月12日14时46分，新华网发布消息: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烈地震。此时，距地震发生刚刚过去18分钟。
距地震发生1小时22分钟———15时50分新华网发布消息:总参谋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都军区已派出人员前往震中了解情况。
距地震发生1小时27分钟———15时55分新华网发出快讯: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温家宝总理赶赴灾区。
距地震发生7小时14分钟———21时42分，新华网消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经抵达地震灾区四川省都江堰市开始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
距地震发生17小时28分钟———5月13日7时56分，人们获知，救援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数以万计的军队人员、武警官兵和地震救援专家克服交通中断的困难，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灾区，部分先遣部队已徒步开进震中———汶川。
时间：2008年5月13日，
关键字：信息及时公开，获得公信力。
距地震发生25小时32分钟———5月13日16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民政部、中国地震局有关负责人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四川汶川地震灾害和抗震救灾进展情况。面对记者的尖锐提问，这些负责人没有回避，而是十分坦诚地一一如实回答。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还公布了最新统计数字：目前地震灾害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1921人。汶川县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其伤亡人数不会少，可能会比其他地方更多。
王振耀说，目前交通、救灾物资的调度以及天气等因素是目前四川地震救灾工作中的难点。民政部副部长罗平飞说，震中汶川县海拔1325米，周围有茶坪山脉、邛崃山脉等众多山体围绕，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震后道路、通信中断，灾区近日又多阵雨天气，给救灾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
当天，正在忙碌中的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就民政部的反应情况和救灾进展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王振耀说在地震发生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该部主要官员已经在赶赴飞机场的路上。王说，现在最困难的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把救灾物资运到灾区。民政部等9个部委已经协商，准备“动用一切资源”。
“所谓采取一切办法就是准备紧急采购，也发动社会捐赠，调集多方面的力量来投入。同时今天上午我们开了部委间的协调会，铁道、民航、交通、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都在一起，牵涉9个部委，我们一块来讨论协商减震救灾机制，来尽快组织多方面的救灾物资，动用一切资源，尽快地把救灾物资筹措到，尽快运往灾区。”
时间：2008年5月 18日
关键字：支援机制：对口支援，一省帮一重灾县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成都接受中央台记者专访。王振耀介绍了民政部向各地震灾区运输物资的情况。“98年到现在，中央政府一共采购的帐篷大概50万。一般一年都用五六万，最多用10万顶就觉得不得了了，但是你知道现在吗，5万顶帐篷来了，像滴水的需求一样。现在灾区缺帐篷、缺活动板房、没有照明的装备、包括手摇的照明装备、缺食品，还缺其他的一些医疗用品。”
在被记者问及如何把救灾物资运进灾区，如何让成功撤离的百姓得到有效的保障，王振耀说：我们现在是空投，第二个是空运。我们现在急切的想准确掌握详真的物资需求情况，我们组织起来保障的点是2789个。最近几天当务之急是把群众转移出来、安置下来。
王振耀还希望广大爱心人士奉献出自己的专业救灾知识，安抚灾区百姓尽快渡过难关。“觉得这个时候大家的关爱、大家的团结特别重要。其实大家在广播中说的那些问候，我觉得都很重要。你们不要忘了灾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听着一部小小的收音机，如果通过这些电波传出来你们的问候，他们就会感到温暖。”
王振耀表示下一步的救灾工作将从三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尽快的把当前的安置进入有序化，形成一套机制。第二、建立未来三个月的生活保障模式。第三、立即组织恢复重建。
2013年4月24日，芦山地震。王振耀接受南方周末的记者专访。回忆当时”对口支援，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创新机制是如何诞生的。
“当时所有人都去捐，物资堆满了成都飞机场、火车站，但灾区却物资短缺。我当时在前方指挥部协调，直觉判断，就是计算机死机状态，调不动了。
一个省运救灾物资到四川，必须先到成都卸，卸完再运都江堰。一卸一装，迟了。调度不开，物资堆成山，当时想了个办法，避开成都，一省对一市，先是安排湖北对雅安，广东对阿坝州，山东和河南对绵阳市……六省对五市。
我在具体落实时又发现问题。比如把物资送到绵阳，绵阳路过江油，江油也有灾情，却不能就地卸货，要送到绵阳举行完仪式，再拉回江油。
我当了三天协调员，发现这种做法不完善，提议不要省对市，而要一省对一县，当时有很多不同看法。但三天后，都理顺了。什邡人有需求，马上八十多个车就运到，不再找德阳和省里。这种救灾制度就是把道打通了。
尽管在汶川地震救灾上，大家对救灾捐款透明度还有些埋怨，但大道是合理的。国家治理，制度安排、大道合理极为重要。“
关于汶川大地震中，对口支援，一省帮一重灾县细节
时间：2008年6月6日（星期五）上午10时
关键字：汶川大地震“三孤”人员救助安置、救灾款物分配、信息公开
民政部新闻发布厅召开记者会，请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张世峰介绍汶川大地震“三孤”人员救助安置和救灾款物分配和信息公开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受灾地区是成都平原北部和西北部相当复杂的山区，海拔有的是２０００多米、有的是３０００多米的高山峡谷。在这样的灾区，灾区群众在道路中断、通讯中断的情况下，出现了几百万人向成都平原逃生的情况。”王振耀说，在这种形势下，如何组织全方位的施救应急救援，对各级政府，特别是对灾区各级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需要政府尽快地实现物资的快速筹集和快速调度，同时使救援物资快速地发放。
王振耀说，在受灾民众并不是按照原来的区划逃生的时候，组织这样的物资发放，难度非常大。这是对公共服务质量、公共服务水平的一次重大考验。
对于民政部近日发布的《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生活类物资分配办法》和《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信息公开办法》，王振耀表示，这两个文件是进一步完善各项公共服务的重要开端。
他说，面对这样一次大灾，面对这么多的捐赠款物，需要民政部门对行政的公共服务进行全面的创新，包括政策创新、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
公益时报记者也就信息公开方面提出问题：对于其他的社会组织而言，他们也接收了很多款物，如果他们没有移交给相关部门，自己直接在灾区发放，这部分款物的公募是否只能是依靠自觉地向公众公开。
王振耀答道:昨天民政部已经有一个公告，公募类的基金会凡是以前在注册的时候，没有救灾功能的，都要在未来十天内重新补办手续。非公募类基金会原则上是应该把他们募集的资金及时通过协商，交给具有救灾职能或者公募类的基金会。像你说的草根组织，特别是一些特别基层的慈善组织，就我在灾区看到的而言，实际上很多是带有社会互助性的。这种很难进行登记，这些是最直接的帮助。我想捐赠者心中有数，受灾群众心中也有数。所以我看到目前为止这类捐赠还没有出现矛盾、质疑和纠纷。
时间：2013年4月21日14时
关键字：地震的救灾救济与公益慈善在救灾中的作用
王振耀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被问及：灾后紧急救助是很重要的，而灾后的重建是漫长的，公益慈善在这两个方面能发挥什么作用？一到震灾就公路不通，如何解决？
王振耀观点：灾后紧急援助在当前是最为重要的，公益慈善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非常多。公益慈善可以更为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来参与救灾，包括捐款、捐物、捐出志愿服务，这样可以从多角度、大范围内动员社会资源，然后投入救灾。特别是一些志愿者的专业性服务，往往能够弥补政府体制的不足，在救灾一线发挥出直接的应急救助效果。另一方面，灾后重建确实是一个繁重的任务，从现在起应该做好灾后的重建规划，在应急救助稳定之后，民间的救助工作也同样不可缺少。一方面，公益慈善可以做更多的社会救援工作，其中包括心理辅导，包括各种各样细腻的社会志愿服务，这都是政府方面不可能完全做得到的。还有，民间的直接投入，包括资金和物资都能够作为政府重要的伙伴，来推进恢复重建工作全面展开。
交流中，也有网友提出了政府与民众在救灾中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王振耀清晰明了地指出，政府与民众两者是互补作用，缺一不可。政府承担着组织、协调、引导的责任，承担着基本的救灾职责。民众的捐款、捐物、捐志愿服务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在许多领域往往能够弥补政府的不足，甚至引领政府的政策，得到较好的调整，两者只有良性互动才能产生出最大的合力。汶川地震在国际救援史上就是官民合作的一个范例。
时间：2013年5月6日
关键字:震后经验、慈善困境、立法改革
雅安地址发生之后，在被问及怎么看待这次各方的救灾反应及分享汶川大地震中的经验和教训，王振耀说：这次雅安救灾有三个特点相当突出，一是政府实际启动了高级别的应急机制，有效调度了多种应急救援力量；二是以壹基金为典型的民间组织快速应急响应，彰显了社会慈善的力量；三是各级政府和各个方面行动迅速，展现了应急体制建设的巨大进步。
比较一下汶川救灾，应肯定有多方面的提升。但也要看到，在救灾装备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问题是还缺乏这方面的意识；信息沟通方面还有不少改进之处；政府与民间合作机制方面还有待于完善。
汶川大地震救灾的善道很多人没注意，体制的力量其实非常重要。第一大善道就是建立了应急救援的体制，特别是按照灾情的严重程度，政府设立了四级响应体系。有外国人说，这一体制比别的发展中国家好10倍。这个四级响应体系回避了一把手责任制，各个岗位分级分类分标准立马行动，汶川大地震当天就启动不同级别应急，宣布进入几级响应，循序渐进。这个体制，在这次救灾中的作用也同样明显。
采访中，王振耀也和记者分享了关于慈善的种种见解和意见。
记者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有的人把慈善搞成一种行为艺术，有人把慈善与商业捆绑。王振耀借用冯小刚提出的慈善困境模型：捐多是作秀，捐少是铁公鸡，捐迟是诈捐门，不捐的人，占着道德制高点，反倒可以批评任何人，没任何风险。结果是不捐最好。
王振耀认为社会结构如果抑善扬恶，很可怕。并指出高调做慈善无可非议，甚至能带动更多人关注慈善。有些企业，生存环境不是很好，借用慈善开路，很难把板子打到他们身上。现在有些规定确实不合适，譬如河仁基金会，曹德旺捐了35亿股票后，缴税5个多亿，5年内还清；有个慈善家要捐几十亿元，找曹先生合作，曹先生说，我的问题还没理清呢！一个慈善家把钱拿在自己手里，不缴多少税，但一捐出来，要缴那么多税。所以说，用非常古老的方法去管理现代的各类要素，难免出现大矛盾。
财富横流，无所谓恶，关键是怎么用。大禹知道治水要修河道，凿龙门。现在中国也要凿龙门、开制度，要把善道打通。
第一步，要在心理上对财富有重新认识，为富不仁的成见和杀富济贫的行动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要抛弃掉。一定要支持高调个性慈善，几千年来，只准政府或皇帝高调，像朱元璋杀掉捐建城墙的富豪沈万三那样，个人、部下若高调就是“功高震主”，如果这样，是对慈善事业的打压。
与此同时，王振耀认为慈善的困境还在于和国际脱轨，并呼吁公共管理政策尽快改革。他认为有一种极端的思想，认为慈善就是捐款，没有现代慈善的概念，不知道款项要长期规划，还要投资。现在还有很多技术问题，比如股票捐赠要不要纳税？基金会财产盈利后，要不要免税？免多少税？很多国际通行做法要引进，但如果都按照国际标准，现在股票捐赠就实现不了。
如何解决这些困境、痛点，王振耀也提出了可借鉴的方式。方便企业家捐赠，又让社会得到好处。这就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过去慈善公益领域规模太小，没有进入金融领域，以后会有大量的股权捐赠，我们要有制度准备。
“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仅仅透明规范还不够。比如发票问题，国外慈善界，吃饭有标准，必须在发票后面标明付款方式，说清楚是请谁吃饭，干什么事，在什么地点。譬如福特基金会在纽约开会吃饭，晚餐标准每人不得超过70美元。斯坦福大学的联邦政府研究项目还有条规定，喝酒不报销。在中国，标准是多少，发票怎么开，都没有规定，这些还很粗放。”
至于立法，王振耀认为有两方面工作:一要有人倡导，在社会上形成共识。小至研究发票报销问题，请外国基金会来介绍他们是怎么做的。另一方面，每出来一个问题，就要对应地提出一些规则，提升一步，累积下来，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决不能仅仅追究个人责任。
同时，需要改变文化价值和行为方式。比如，讨论要随着法律和标准的变动而变动，对标准的讨论要很具体。农村选举为什么没退回去？因为标准在，如果把标准毁了，把秘密划票间毁了，不是排队领取选票，农村选举就容易出问题。
“现代的标准不是以人之间的关系和道德为准则。美国社会看起来很自由，其实很不自由，很多规范要遵循。用标准建立起一套体系，如有所改进，再修改标准，这样发展就能一步步累积。
我们的标准没有具体规定。都是理念，微言大义，没有数量化，不可改进。内地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却少有惩罚措施。
社会乱，不是道德坏，而是没标准，熟人社会只能依靠自觉。现在实行的一把手责任制是非常落后的一种管理制度，国家这么大，问题如此复杂，必须依靠标准管理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