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23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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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基金会：
一家百年社区基金会的“光荣与梦想”
立足本地，着眼全球的社区基金会
波士顿基金会成立于1915年，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大的社区基金会之一。基金会资产约10亿美元。2016年，基金会将超过1.1亿美元的赠款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成为了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捐赠方。作为基金会资产的一部分，波士顿基金会组织了名为“波士顿永久基金”的自由捐赠活动，并酌情捐赠给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当地公益组织。
近十多年来，波士顿基金会不仅仅致力于本地区的捐赠，还发挥着重要的“智库”功能，支持与大波士顿地区发展相关重要问题的研究和项目，并进行政策倡导。
作为智库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以“无党派”的形式参与基金会优先关注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包括教育、健康、经济发展、社区、住房以及艺术文化。
波士顿基金会的总裁Grogan先生向学员们介绍基金会
波士顿基金会的总裁Grogan先生说，“我们特别注重影响这些领域的公共政策，因为它关乎着波士顿在未来能否建设和保有更美好的社区”，“作为一家致力于本地发展的基金会，我们需要和政府保持一种建设性的、积极的互动关系”。
此外，波士顿基金会还和900个独立的公益基金一道，扮演着波士顿公益资本的管理角色。这也让很多捐赠者能够看到自身参与公益事业所产生的影响，并且鼓励他们持续参与。
在本地业务范围之外，基金会还成立了“慈善计划公司（TPI）”，以作为这个慈善集团的一部分。TPI是一家咨询性质的企业，依托波士顿基金会百年公益事业管理的经验和视野，为那些希望捐助事业更有战略性的个人、企业和其他基金会提供咨询和管理服务。TPI服务于来自全球各地的客户，包括中国的公益力量，例如与万科基金会总部进行合作，开发和管理他们在美国的捐赠活动。
TPI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基于这一目标，他们定期组织中国的基金会和公益机构来美国交流，也在中国开展公益事业研讨会。
通过TPI的咨询和波士顿基金会的建议，万科基金会正在通过一系列项目，有效支持者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和创新活动，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解决。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TPI正在协助万科基金会设计和实现一个目标：针对中国新兴领导者，提供奖学金计划，邀请他们来美国学习研究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以及气候变化议题。
波士顿基金会的总裁Grogan先生与学员深度交流
与美国公益慈善事业一同起步
波士顿基金会的历史，要追溯到100多年前。1915年，正是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组织化的黎明时期。
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和非裔美国人从南方农村涌入北方城市生机勃勃的工厂。城市到处都是贫困人群、酗酒者和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人们。彼时彼刻，黄金时代的工业巨头们成为了超级富豪，他们想用某种方法来解决由快速工业化带来的巨大社会需求。
美国的私人基金会就是在这一动荡时期产生的，如1911年成立的卡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作为美国最早的社区基金会之一，波士顿基金会也诞生于那个时代。在美国，波士顿基金会和其他公益组织的早期发展都面临着各种挑战。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专业的、有组织的公益慈善机构才逐渐被人们接受。
目前，美国的慈善事业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占美国GDP总量的2%。这一行业在美国和全球都是一股巨大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如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普及、酒后驾车和吸烟人数的减少、公共电视台的出现等等变化，如果没有慈善事业，这些都不会发生。
对于波士顿基金会和这里的慈善组织也是一样。由于慈善捐赠，大波士顿地区的一系列世界顶级大学、医院、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才会如此充满影响力，实现各自的目标。正是由于公益慈善机构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波士顿才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城市，以及一个社会创新的领先城市，尤其是教育。
从百年前的成立之初，波士顿基金会就将大量资金用于波士顿地区的教育领域，至今教育仍是最大的资助方向。由于波士顿基金会的早期资助，一批教育公益组织（如Year Up、City Year等）在波士顿发起。
波士顿基金会还对于位于波士顿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即接受公费的民营学校，这在美国被称为一种特别的公立学校）进行资助，这一直被研究者们誉为美国教育界的典范案例。
波士顿基金会影响社会进步的资源不仅仅是捐助资金。他们在发展历程中逐渐认识到，仅仅捐钱还不够，需要积极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因此政策和政府决策也需要不断改进，以解决公众真正关心的问题。
在过去的七年里，波士顿基金会发起了两次教育领域的联盟，在马萨诸塞州一级推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改革法案》。2010年，波士顿基金会发起了名为“力争上游”的民间教育支持联盟，督促州政府取消对于特许学校的限制，以提升这部分学校的活力和发展空间。
2012年，波士顿基金会发起的“社区大学联盟”成功推动了里程碑式的《社区大学改革法案》，包括增加对公立高等教育的拨款，采用基于绩效拨款的计算方法，以及启动集中问责制。
如今美国广泛分布着很多社区基金会，但是其中大部分都以本社区的捐赠活动为主，并不热衷于（甚至经常逃避）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决策影响的活动。在这一点上，波士顿基金会表现得很不寻常。这是因为什么呢？
Grogan先生表示，“本基金会理事会非常支持政策研究和政策倡导类工作，这是我们能够成功的关键。”
成功转身：
理事会在战略选择中的重要作用
波士顿基金会理事会绝不是一个做样子的“橡皮图章”，他们一直在推动基金会思考战略、项目和影响力，并思考如何才能解决社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在上世纪90年代，基金会理事会认为尽管波士顿基金会自成立之初就为本地社区做出不少贡献，但仍有潜力做得更多。经再三考虑，理事会决定，这个组织应当从“安静的捐赠者”变为高度可见的、对波士顿所面临挑战进行研究、公开讨论、信息发布和影响公共政策的中心。
基金会理事会对于战略有着清晰的想法：成为地区公民社会的领导者，并影响公共政策。他们希望寻找到适合的新总裁，带领基金会完成转型。
2011年，Grogan先生被聘为波士顿基金会新一任总裁。他曾经是哈佛大学副校长，主管政府、社区和公共事务；也曾牵头成立全国性组织“城市CEO”，这是一个致力于促进城市成功运营的学习型社区。
在Grogan先生的带领下，基金会按照理事会所指定的战略方向不断前进。他们开始打造“城市及社区智库”的公共形象，不断加强社会研究、政策分析和倡导能力，提供讨论公共事务的平台，不断发表研究报告和数据，并与社会各界形成广泛联系和互动，逐渐形成强有力的公共政策影响力。
与此同时，基金会的资助工作也在不断精进，展现出高度的专业精神。他们有效发挥研究与评估的作用，通过调研、分析和数据，努力探寻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客观现实，并且针对这些真问题进行有效投入，避免了根据感性体验制定行动计划的问题。
近年来，波士顿基金会活跃于教育、住房、文化、医疗保障等领域众多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断推动改善效果，也让更多公众看到了基金会的行动与影响。
在基金会公共曝光率增加的同时，资源和规模也得到了持续的成长。基金会发现，他们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并没有减少捐助者的热情。自2011年开始，捐赠资本从6.45亿元增加到了10亿元以上，每年的捐款额也从5000万元增加到1亿元。
这也表明理事会在战略选择上的远见。
这就是波士顿基金会的故事，他们专注于战略的同时对新思路“敞开大门”，他们勇于跳出传统社区基金会的局限而发展公共政策影响力，他们不断加强资助的策略性和专业性以提升有效性。
这一切发生的，都会在理事会层面进行评估和反思，从而产生战略转变。
在Grogan先生看来，“我十分尊重理事会成员，我非常欣赏和信任理事会。在我看来，对于一家基金会来说，拥有优秀理事会和良好治理体系，是非常关键且必要的”。
日志撰写：张伯驹
现任自然之友总干事。他从事公益事业10余年，致力于保护清洁的空气与水，维护生态系统完整。他带领自然之友参与30部公共政策的制定，并发起30起环境公益诉讼，是中国环境治理进程的积极推动者。2015年，张伯驹被评为“影响中国公益100人”。张伯驹曾参与创办了7家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并曾担任联合国环境署、国际劳工组织、环境保护部战略传播研究所等机构的顾问或理事。
照片提供：张婷婷
正谷农业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正谷有机农业基金秘书长。2007年正谷创立，是有机食品行业的领先品牌，为100万个高端家庭提供过的正谷有机食品和配送到家服务。基于有机背后的环境保护、动物福利、公平贸易等可持续消费理念，张婷婷2012年发起成立正谷有机农业基金。正谷有机农业基金与世界有机运动联盟IFOAM、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国环境署UNEP建立了长期深入的伙伴关系，通过organic3.0和可持续消费等项目，推动中国的有机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