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9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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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可口可乐大中华及韩国区公共事务/传播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华莹是非常资深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实践引领者，早年间在卫生部工作，后在可口可乐负责公共事务品牌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和研究。
张华莹在此次论坛中分享了她从事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并表示从“我能”到“我会”，是包括她在内所有同学选择DBA项目的共同理由。
以下为张华莹致辞摘录
我在可口可乐工作了26年，但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卫生部。想当初，我学医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在卫生部，做公共卫生管理，做食品安全。我当时想做医生，结果挑人的人把我档案拿走了，当时的司长跟我说，做医生，你一次救一个人，在卫生部，制定好的公共政策，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我去卫生部，一个20多岁小姑娘就开始做食品卫生法。
后来，我加入了可口可乐，一直到后来，我做到可持续发展，所有的过程中，我要尽最大的努力为更多人服务，从一开始做法律法规，帮助一些国家制定食品法规，帮助社会提升食品安全的水平。做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特别地爽，特别地过瘾。
后来做产品研发，我们要做大量不同的产品，因为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了，不可以只有可口可乐、雪碧、芬达，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实际上，我们企业做的事情，就是方便百姓的生活，尤其食品企业更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学会怎么样从自己企业的核心上解读，影响别人生活。最后，我终于修成成果，做了可持续发展。
关于如何做可持续发展，是当时老板给了我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迈克·波特写的，名叫《共享价值创造》。迈克·波特以前也做过公益，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后来他发现，政府要找人收税，收完以后花钱，花完之后就没了;慈善家做事，也是要有人捐款，花完了就没了。但是如果是企业，只要有一毛钱的红利，这件事情也会一直转起来。
企业是不是有这样的心，能够看到、做到，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确实，看不到明确的结果，企业就只能盯着钱。所以，这么多年来，企业有企业之间的CEO圆桌组织，追求股东价值利益最大化。一直到去年，才有一些企业倡导，不管是不是我的消费者，还是我的上下游，乃至整个社会全都是我的股东。
所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现在公益界提出“义”和“利”的概念，“义”和“利”叫做“我能”，还有一个概念是“我会”，如果我会做公益的事情，我会帮助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但是我不能，也有点悲摧，当我们做成我能的时候，我又选择了我会，做让社会前进的事，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同学共同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