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4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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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颜色并不是白色。我这个人喜欢变,今天觉得白的挺好,过两天可能是绿的,我觉得无常便是常。”陶勇的回答略有点出乎意料,脸上划过的淡淡笑容似乎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常”。
一件干净的白衬衫,短短的头发,当陶勇安静地坐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教室里时,仿若大学课堂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时而凝视黑板,时而沉思。如果不是伤医事件,或许此刻,他正忙碌在医院的门诊,亦或站在手术台前如雕刻艺术品般做着手术。时间静止在2020年1月20日,血色浸泡了这个冬日,陶勇倒在曾经他救治的患者手中的菜刀下。5月,当阳光再次铺向古老的德胜门,陶勇站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北京办公室,这一刻,陶勇的公益时间正式启动。
CGPI:印象中的医生大多是很板正的形象,你为什么会被网友戏称为“陶三岁”?
陶勇:因为大家会觉得我的想法有时比较单纯,比较奇怪吧。我觉得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好。我在乎的是过程,在过程中,可以不断沉淀、不断升华,使得对事物的理解和对自身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刻。所以我并不会因为某个“可能”会让结果更加容易到来,或者增加成功概率而做。
CGPI:出乎意料的事情真不少,在助盲音乐会上还见到你全程做了主持人,这一角色的客串,给你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陶勇:过去我们常常会认为盲人或者视障人士会很痛苦,因为我们总是会换位思考,觉得他们会认为自己是被社会遗弃的,因为他们看不见,就业机会也少,而且会给别人增加很多麻烦。但是事实上,我看到了他们的乐观、他们的坚强,他们的目标感和坚持的能力甚至比我们大部分人要强。
CGPI:他们感染了你?
陶勇:是的。那场慈善音乐会,我们看到了盲人对于幸福执着的追求,由此让我们更多净化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投射。
CGPI:工作的特殊性使得你对这个群体有了独特的观察视角。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公益的形式接触到他们?
陶勇:这要从十多年前说起,一个朋友带我去房山的一个慈善机构看望被弃养的失明孩子。当时有位香港的义工在那里服务,我和他聊了很久,给我很大的触动。作为一个医生,到底应该给到患者什么?只是给到他视力,还是给到他希望?那个时候就给我留了一个思考题。
CGPI:在你的公益路上,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这位义工吗?
陶勇:如果说对我影响最大的,真不能说是具体的人,而是走进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才真真正正让我对公益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CGPI:哪些了解?
陶勇:其实做好事很难。它有方法和规则,并不是你想干就能干得好。我觉得真正让公益的梦想照进现实,要感谢学院形成了一个微环境,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去思考什么是公益,怎么做公益才能做得持续、长久而且有效果。我觉得这条路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CGPI:以前你更多的时间是在手术室里面,据说你一天最多的时候做到80多台手术,现在增加了做科普的时间。
陶勇:做手术更多考察的是手、脚、眼的配合,就像在做一个工艺品一样,需要把手术呈现得完美。但是,科普不仅要对疾病的诊断、手术有充分的理解,还要用别人能接受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好的科普家比做好的医生可能更难。
CGPI:你认为医疗科普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陶勇:科普是一种“治未病”的理念,更多把疾病的预防和保健的知识宣传出来,减少患者得病的可能性,这也符合医学发展的方向。医生医术再高明,只能维持患者生命一般的健康,不能达到一个很健康的状态,而且整个过程患者花了很多钱、遭了很大罪。其实,理念的转变会带动整个医疗模式的转变。我比较看好未来医疗科普团队的壮大。
CGPI:你认为科普和公益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陶勇:应该是合作的关系。试想,什么人需要公益的力量?往往是相对卫生意识差、经济条件差、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的人,而他最容易得病,很多人又会因病返贫。所以要给到他远离疾病的能力,科普就很重要。
CGPI:若说科普应与公益并存,在这方面你做过哪些尝试?
陶勇:“光·盲计划”是我们正在做的。“光·盲计划”其实是一个大的计划,目的是为了延伸医疗半径。过去作为眼科医生,患者如果能治,我们就给他开药、手术、激光;如果不能治,患者只能回家,甚至可能成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这个项目就要把全国4800名眼科医生和关注视障的机构打通,串成一条线。
CGPI:现阶段具体有哪些行动?
陶勇:我们小组的EMP行动计划——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早期筛查防治公益项目,就是“光·盲计划”的一部分。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专门发生于免疫力低下的人,像白血病骨髓移植术,本身因为血液病骨髓移植就花了好多钱,眼睛再失明了,那就是灾难性的打击。所以,我们结合人工智能AI技术,结合眼底照相机的免费捐赠、志愿者帮助拍照,就可以发现哪些人早期是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及时治疗,可以让他们跟正常人拥有一样的视力。
EMP学员陶勇和同学们进行小组讨论
CGPI: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主要在哪里?
陶勇:主要在于我们是先行先试,各个环节都需要去打通,我们要趟出一条路。
CGPI:你有这样一句话,好事要么别做,要做就得做到底。
陶勇:这句话,不一定对,但试想,你只做全链条中的某一环,对受益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会丧失积极性,不会继续干下去。
CGPI:阶段性解决问题,现在还是比较普遍存在的。
陶勇:比如2012年 100个艾滋病村的村医到北大人民医院进行培训,村医们非常纯朴,他们听课的时候很认真,也希望能多掌握一些技能。但是,时间太短了,只有3天的时间,在之后联系并不是很多,他们并没有一个持续成长的空间和持续的动力。这种一次性给予,就像我给他一瓶水,但是他又渴了,我却无法再管他。
CGPI:所以,你现在设计公益项目,包括“光·盲计划”,就会把它设计成一个无限“游戏”,而不是一次性的阶段性“目标”。
陶勇:对,我们现在的“光·盲计划”就是从刚刚失明开始,患者还不能接受自己,就得有一些已经失明很多年的盲人给他心理关怀、给他专业的心理咨询,让他走出这个困境,接纳自己;然后是生活重建,怎么做饭,怎么烧水,怎么照顾自己,怎么出行等等;接着是职业培训,如做芳香培训师、康复师;最后就是再就业帮扶。
CGPI:“光·盲计划”是想在“光明”和“希望”之间架起一座桥。
陶勇:是的。一方面,作为眼科医生,通过科普,减少失明,通过推广精准的检测,减少因为误诊、误治而导致的失明,通过不停地研发新的科技手段,如基因治疗、脑机接口、干细胞、外泌体,让更多的人能得到复明的希望。另一方面,生活重建,心理关爱,职业培训,再就业指导,是希望的部分。这样的一条完整的链条建立后,这个人无论是哪个阶段,都受益。
CGPI:你有一句话,“之前二十年是治人的病,而不是治病了的人”,为什么有这一说法?
陶勇:随着科技发展,从大体到组织,到器官,到细胞,再到分子,看得越来越细,但是无形之中,人也被割裂的越来越细。
CGPI:分得越来越细的背后是什么呢?
陶勇: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就导致对人的整体性和情感忽视掉。这就是治人的病。你的眼睛得了白内障,我给你割完白内障,眼底我可不管,再去挂眼底病的专家号。患者在这个过程中就像买东西似的,买完白菜买萝卜,买完萝卜再换个地方割两斤肉。
CGPI:好像修零件的感觉。
陶勇:北医老校长韩启德校长写的《医学的温度》里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态度是可以治病的”,还有一句话“今天医学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不够发达而造成的,而是因为它太过昌盛造成的”,就是因为它分的太细了,在整个过程中,把医学越来越变成一个技术工种,失去了整体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慢慢从治人的病,逐渐回归到治病的人。
CGPI:医生要有态度,这里是不是也包含对“医者仁心”的态度?
陶勇:EMP有一门课叫《理想国》,其中说道“智慧在善良之先”。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营造一个良好的医疗环境,是不指责患者,也不对医务人员进行道德绑架,这样一个互相尊重和互相理解的环境。试想,如果一味地要求医务人员必须怎么样,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放纵患者无限制地索取,最终的结果又是什么?人需以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待自己做的事情,要更加透彻地了解人性、了解规则,这样才能真正的把“仁心”变成“仁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