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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益观察2017年11-12月(第6期)

本期“专题聚焦”的关键词是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公信力在第三部门一直备受重视,但是关于公信力的定义和提升公信力的有效途径,行业内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本期专题将从三个方面对公信力展开讨论,尝试为读者提供理解公信力的新视角:第一篇文章将对行业推崇的问责制提出挑战,对问责制与公信力的内在联系提出质疑;第二篇将从关系营销的角度给出公信力的几种概念模型,以及如何通过关系营销修复已经损害的信任;第三篇会介绍加密币和区块链技术如何跨界重构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组织新讯”主要介绍美国慈善家、企业和捐赠圈的捐赠情况,欧洲新数据保护法对非营利组织带来的冲击,澳大利亚的性别歧视问题和朝鲜的慈善义卖活动。“慈善面孔“将盘点2017年在慈善和非营利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女性领导人。


专题聚焦: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



挑战问责制: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因何增加?


谈到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Trustworthiness),现有文献讨论中往往存在一个未经探究的假设,即问责措施(Accountability Measures)的实施会增加组织公信力。2017年2月,南丹麦大学战争研究中心国际关系方向副教授Vincent Charles Keating和曼彻斯特大学全球发展学院资深导师Erla Thrandardottir发布专题文章《挑战问责制: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因何增加?》,解释“问责制”本身可能不会增加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反而会为之带来损害。


推行问责制成为全球趋


近二十年来,为提高公信力而采取问责措施的非营利组织数目不断上升,包括美国指南星(GuideStar 1994),环球计划(Sphere Project 1997),慈善导航(Charity Navigator 2001),国际非政府组织问责约章(INGO Accountability Charter 2008)和人道主义核心标准(Core Humanitarian Standard 2014)等。2007年,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认为,推行问责措施表明非营利组织自律(NGO Self-Regulation)已成为广泛趋势,是促进行业规范的最佳手段。


志愿行为守则和标准(Standards and Voluntary Codes of Conduct)的泛滥可以理解,因为这些守则和标准在某些方面非常有用。由于非营利组织非常依赖捐赠者的支持,因此公信力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十分重要;而不可信会导致捐赠者将资源转移到其他地方,其影响可能威胁到非营利组织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志愿自律(Voluntary Self-Regulation)已经成为非营利组织向捐赠者表明自己值得信赖的信号。


然而,非营利组织自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一则筹款丑闻成为国家头条新闻后,英国政府成立委员会审查第三部门的筹款活动。审查报告批评第三部门的自律行为过于复杂、昂贵,建议增加一些法定参与手段(Statutory Involvement),在确保问责制民主性的同时保留一定权力,但不过分偏离行业对自律的信奉。因为对慈善界来说,自律是其承诺高道德标准最合适的机制,慈善组织以此来维护公信力和自信心。


理性信任模型VS社会信任模型


尽管问责措施普及度很高,目前还没有研究持续思考问责措施与组织公信力增加有何关联。本文作者最近在《英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上发表论文,探讨了迄今为止这个讨论中隐含的假设:非营利组织问责制必然会提升人们对组织的信任度。


信任和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一样,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所以解释信任是什么、信任如何起作用的模型有很多种。作者观点是,问责制使用的信任模型不能完全解释捐赠者为什么和怎么样信任非营利组织。因此,问责制可能会给非营利组织带来不必要的执行成本,最差情况是可能会破坏现有的信任关系


问责制的运作实际上基于一个隐含的理性信任模型(Rational Model of Trust)。理性信任模型认为,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基于两方面:第一,捐赠者对非营利组织性质和兴趣的知晓情况;第二,对违规行为实行外部处罚的能力,以激励非营利组织履行承诺。几乎所有问责制度的框架都强调了这两个要素:首先是透明度和外部监督,其次是可以惩罚非营利组织的制度。这两个因素让捐赠者能够理性评估非营利组织履行承诺的可能性,进而决定是否捐赠资源。


毫无疑问,理性信任模型解释了捐赠者信任非营利组织的部分原因,但本文作者认为这仍不足够,还需要考虑社会信任模型(Social Model of Trust)。社会信任模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社会信任模型认为共同的社会属性可以填补缺乏的组织信息,社会属性包括共同的身份或共同的事业。因此,如果捐赠者和非营利组织之间能够感觉到共同的社会属性,捐赠者对非营利组织产生信任需要的信息要比预期的少得多。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历来缺乏问责制度所要求的完全透明和监督,非营利组织也一直被认为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其次,社会信任模型表明,信任可以消除捐赠者对非营利组织“不履职”(Defection)的怀疑。这在理性信任模型中不可能发生,因为理性信任模型中不履职的问题无可避免。而在社会信任模型中,当捐赠者对组织建立信任时,他们会认为“像不履职这种可能出现的合理结果在未来不会发生”。这种关系非常有价值,因为这将允许非营利组织正常开展工作,不必经常接受审查。


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从社会信任模型的角度来看,问责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问责制不是一个帮助提升公信力的过程,而是在释放组织不可信的信号。透明度和对外问责都是为了规避非营利组织不履职带来的损失,这是当非营利组织不被视为完全可信时作出的理性回应。如果非营利组织被认为值得信赖,就不会有这些措施的要求。因此,问责制实际是非营利组织不被信任的公开信号。


其次,这种不信任的公开信号会破坏已有的、惯常的信任关系。由于公开宣扬非营利组织不履职的可能性,问责制可以引起怀疑,从而将惯常的信任关系转化为经计算的理性信任。实验社会心理学已经指出,当外部担保引入到现有的信任关系中时,已经建立的信任度会降低,以至于没有外部担保就不可能再发生合作。因此,问责制可能会破坏其声称正在建立的关系,并造成信任关系中的永久性变化。


总之,虽然某些类型的捐赠者很推崇问责制,但是它能否增加捐赠者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还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亟待讨论。本文的研究虽然没有完全谴责问责制,但是本文对于任何彻底追求问责制而没有进一步考虑的组织提出警示,组织在建立和执行现行及未来行为守则时应考虑到这些后果。


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关系营销与管理的作用


2016年,《Nonprofit Quarterly》发布研究文章,探讨如何用关系营销理论解释和维护非营利组织公信力。非营利领域的学者和管理者普遍认识到,非营利组织在合法性、有效性、非财务和财务支持方面都需要公众的信任。然而,一次全面的文献检索显示,非营利组织没有对公信力进行任何操作或管理层面的定义。本文将提出适用于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Public Trust)概念模型,该模型涉及到关系营销理论(Relationship Marketing Theory)中关于采取修正行动以修复信任的内容,并明确可能损害信任的管理行为。


关系营销理论在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应用


本文认为,改善或损害公信力的关键基础是公众在与组织进行核心交易时产生的正面或负面体验。非营利-公众核心交易(Core Nonprofit-Public Transactions)主要有五个方面:

•   购买服务,特别是慈善服务;

•   募集和接受慈善捐款

•   进行资产托管以保社会利益;

•   使用组织的社会资本以保公众利益;

•   承诺完成任务和坚守使命。


非营利-公众核心交易使得非营利组织区别于公司。这些交易一旦破裂,将对组织产生深远影响,并在整个组织结构中产生持续效应。


公众对一项或多项交易的信任受损,这种影响可能会蔓延以及损害公众对整个组织的信任。同样的,修复公众由于交易带来的信任损害可能会对组织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当概念和信息都对非营利-公众交易和非营利组织本身有积极影响时,就能对非营利组织公信力产生最有利的影响。


非营利组织可以在以下六个条件下做出改变,从而对任何关系营销信息产生有利影响:

•   组织在交易中的参与程度和深度;

•   传递消息的内容、渠道和方法;

•   组织运作的市场性质;

•   组织的善意和修复信任关系的成本效益;

•   损害的性质和深度以及持续的公共风险;

•   信任受损的产品或服务的性质。


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几种概念模型


本文探讨的非营利组织不是信任的孵化器或创造者,而是功能上依赖公信力才能履行其使命的组织。


非营利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定义为期望的互惠作用(Reciprocity of Expectations)。导向相互期望的非营利-公共关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非营利组织被赋予提供公共服务的特殊使命;

•   为换取公共服务,公众承诺给予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并向组织捐款;

•   以非营利组织承诺的使命以及其获得的税收优惠为基础,非营利组织一旦违背公众期望,可能会丧失公众对它的信任;

•   非营利组织希望修复这种信任,修复核心关系及挽回利益——特别是免税优惠;

•   为此,非营利组织管理者将采取纠正措施,向公众发布修复信任的信息;

•   如此,非营利组织应该考虑关系营销概念。


非营利组织与公众关系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是委托代理关系(Principal-Agent),即非营利组织(代理人)服务于公共目的(公众为委托人)以换取税收优惠。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一个问题:委托人(公众)能否信任代理人(非营利组织)能遵照其承诺行事。


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对非营利组织信任的概念建立在利益一致(Congruence of Interest)的理论基础上——A可以信任B,是因为A和B具有相似的利益、目的或定位。因此,个体创建非营利组织并成为组织的客户,以确保他们的偏好能够被关注,而不是从属关系。换而言之,生产者(非营利组织)和客户(个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客户依赖生产者的需求,这些都会创建以及维系个体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受利益需求牵连、不受外界控制的关系。这种类型的关系表明信任建立在表现(Performance)的基础上。


公众对组织的信任还反映了组织对自身的投射(Projection),包括认知形象和社会资本(共同的目标、规范、价值和网络)。社会资本可以投射成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品牌。罗伯特•摩根(Robert Morgan)和谢比尔•亨特(Shelby Hunt)在其关系营销研究中发现,共同的价值观、交流和信任之间有着积极关联。信任部分取决于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成功投射或交流。


社会资本信任还和身份信任相关。A相信B是因为A和B具有共同的特征(以及目标、规范、价值观、经验和期望所暗含的所有特征),或者是因为A认同B信任的组织或目标。身份信任表明非营利组织中的信任要素不一定是功利性的或者可计算的,也可以是组织所代表的本身。


基于上述的分析,可以总结出公信力与非营利-公众关系相关的七个概念:

•   预期绩效的信任,比如合同;

•   资产保管的信任,比如信托;

•   自由决策的信任;

•   信息不对称中的信任;

•   社会资本相关的信任;

•   使命相关的信任;

•   身份信任。


借助加密币和区块链技术,重塑对非营利部门的信任


12月14日,CharityStars和Aidcoin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Francesco Nazari Fussetti于纳斯达克发布《借助加密币和区块链技术,重塑对非营利部门的信任》专题文章,文章表明非营利部门陷入信任危机,而区块链技术的运用为这一危机带来了希望。


丑闻正在损害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


目前,非营利部门在全球范围内的预估价值达2万亿美元,但近期的头条新闻使得其深陷腐败丑闻和严重低效的问题之中,比如援助者社区公司(Helpers Community Inc)捐款滥用的情况,特朗普基金会(Trump Foundation)承认了内部交易(Self-dealing)。


潜在捐赠者逐渐失去对非营利部门的信任,这不是空穴来风。基本研究(Essential Research)调查显示,35%的美国市民对慈善组织很少或根本没有信任。英国的调查数据也不理想,对慈善机构的信任人数从2014年的67%下降到2015年的57%,33%的投票者表示减少捐赠的主要原因源于近期丑闻对慈善机构信誉度的影响。捐款减少带来的后果令人震惊:美国52%的慈善机构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或者资金无法匹配其服务需求的增长。


区块链和加密币为非营利组织带来新生机


鉴于近期的丑闻,社会增加对非营利部门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个解决方案有可能改变这个行业。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Blockchain-powered Smart Contracts)和加密币(Cryptocurrencies)的使用,能够为非营利组织提升透明度、提高效率和削减成本。


免费:传统的捐款模式里,资金需要经过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等中间商,还需要收取信用卡、借记卡以及结算的费用(约3%);而区块链捐款可直接执行,瞬间到达慈善机构,费用较低。


效率:借助分布式账本技术(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区块链捐赠者可以追踪慈善机构如何使用他们的加密币。事实上,区块链上的任何记录都不能被删除,这便可追溯责任,显示区块链生态系统中任何资金的确切流向。非营利组织也可以利用区块链管理资源,减少管理费用,简化供应链,减少资源浪费。


 透明:如果尚未达某些关键绩效指标或其他预定条件,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允许捐赠者收回捐赠或将其重新捐赠,用于帮助更有价值或更紧迫的事情。2010年,红十字会筹集5亿美元用于在海地建设13万户家庭,但只有6户建成,这将成为透明技术的主要应用案例。


 减税:尽管尚未提供正式指导,但美国国税局已将虚拟货币视为非现金资产。因此,虚拟货币有资格被视为长期资本收益财产。此外,尽管5000美元以上的传统捐赠需要进行合格鉴定,区块链捐赠则不用,因为区块链捐赠是透明和公开交易的。


区块链和加密币技术的运用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无数机会:这些技术能够重塑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帮助那些深深依赖非营利部门及其服务的弱势群体。非营利组织已经注意到加密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影响,特别是在取得成果和刺激停滞发展的非营利部门方面具备的长期潜力。例如,意大利的一个非营利组织Legambiente通过Helperbit项目筹集比特币捐款。Helperbit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Guido Baroncini Turricchia认为,从长远来看,比特币带来的额外好处会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购买比特币时考虑捐赠的可能性。


红十字会,联合之路,绿色和平,救助儿童会和维基媒体等非营利组织都接受比特币捐赠,并表示比特币捐赠的优势是所有捐赠记录都会永久地、透明地记录在册。救助儿童会是最早采用比特币的组织之一,2013年在菲律宾遭受破坏性台风之后,其余的慈善组织也在2014年纷纷效仿,采用比特币。


加密社区也缩小了新兴技术与传统非营利部门之间的差距。加密币交易平台Coinbase取消了非营利组织的交易手续费,进一步增加捐赠和接受加密币的动机。虽然美国每年有3700亿美元的慈善捐款流向150多万家慈善组织,但是网上捐款仅占交易总额的5%,而加密币的使用在这一领域还没有增长。然而,到2025年,GDP的10%预计将通过区块链技术产生,而加密币的总市值将达到2000亿美元。


区块链的改善空间和未知领域的潜力非常巨大。即使有人对加密币投资背后的炒作和猜测持怀疑态度,麻省理工学院数字货币计划的社会创新负责人Barbas和麻省理工学院城市媒体中心主任、媒体实验室首席研究科学家Ethan Zuckerman认为,加密币能够通过多种有效方式推动金融融合(financial inclusion)的对话。Start Network是英国领先的慈善机构网络,该机构认定区块链“可以促成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一种透明且快速的方式,一种对纳税人和受危机影响人群负责的工作方式。”


世界各地慈善事业受到无数问题困扰,然而很多无法通过传统方法解决。我们既不能接受维持现状,也不能怀疑新技术实际带来的影响。战争、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移民以及福利状况的恶化,使得全球数十亿人更加需求非营利组织的服务。仅此一次,解决方法简单而近在咫尺——慈善机构和捐赠者广泛采用区块链技术,这将及时重新传播信任的种子,有益于慈善事业和弱势群体。


组织新讯



美国| 2017年谷歌员工和Google.org向非营利组织捐赠了2.6亿美元


12 8日,谷歌(Google)发布博客文章回顾过去一年开展的慈善活动。2017年,谷歌员工和Google.org慈善机构向非营利组织提供了2.6亿美元的捐款。捐款主要用于支持教育、经济机会和社会融合,其他用途包括救灾,如火灾、洪水和飓风等。

在危机应对(Crisis Response)和配捐计划(Gift Matching Program)(每名员工高达6,000美元)中,谷歌为全球自然灾害援助捐赠了9,700万美元。在波多黎各、加勒比地区和佛罗里达州、休斯敦和南亚地区,谷歌捐赠超过2000万美元。与此同时,谷歌员工自愿前往波多黎各协助恢复网络连接,包括通过谷歌气球网络计划(Project Loon)所作出的志愿服务。2017年,谷歌员工的志愿服务时间为22万小时。近日,谷歌首席执行官Sundar Pichai宣布谷歌投入50万美元,支持正在进行中的南加州大火救援工作。

在捐赠周(Giving Week)期间进行的年度全球倡议活动中,谷歌员工和谷歌公司为全球1000多个组织配捐2000万美元。今年获得最多捐款的组织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第二丰收食物银行(Second Harvest Food Bank),直接捐款(GiveDirectly)和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此外,谷歌员工可以选择将3000万美元的假期基金(holiday fund)捐赠给全球35家非营利组织。




美国|硅谷社区基金会发布新报告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12月6日,硅谷社区基金会(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新报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企业参与的必要性、及时性和方法指南》(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 Why, When and How Guide for Business)。报告将帮助企业领导人了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以及企业在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的关键作用,并将用可持续发展目标帮助企业制定未来发展规划。


尽管专家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释放数万亿美元的新市场价值,但这个议程对大多数企业来说仍是未知领域。硅谷社区基金会认为,许多企业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参与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是他们不知道从何开始。过去十年,基金会已经帮助100多家企业通过慈善事业应对当地和全球的挑战。借助这份报告,基金会希望帮助企业更进一步,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倡议,共建更美好未来。


该报告由具有企业社会责任背景的记者撰写,报告详细介绍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私营部门的关系以及企业如何参与到议程中。报告包含了社会企业家的秘诀和美国知名企业的案例研究(包括万豪国际,金佰利,思科和Airbnb民宿网站),为初创企业和大型企业提供了开始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工具。其后每一步都有专家提供建议,包括:定义优先顺序,帮助企业制定符合自身目标的可持续发展方法;获得支持,在已经成立的同类技术公司和创业公司的启发下,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吸引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设立目标,如何将优先事项转化为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可行性强且符合时限的目标。



美国|网络力量:捐赠圈兴起 新声音迭出


12月5日,据《Inside Philanthropy》报道,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与查尔斯·斯图尔特·莫特基金会资助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在吸引女性和有色人种参与方面,捐赠圈(Giving Circles)比机构化慈善(Institutional Philanthropy)更为成功。捐赠圈自成立以来,已经在全美范围内吸引到至少15万名捐赠者,获捐款高达12.9亿美元。捐赠圈数量是2007年的三倍。


随着捐赠圈逐渐发展,它们吸引了更多被排斥在机构化慈善之外的人,特别是女性和有色人种。接受调查的捐赠圈里有60%是以身份为基础的团体。70%的捐赠圈女性成员的比例过半。相比之下,66%的捐赠圈内有男性成员,但男性成员比例占优势的捐赠圈只有7.5%。


接受调查的捐赠圈中白种人仍然占大多数,比例近85%。然而,大约40%的捐赠圈有至少一名成员是非裔美国人或拉丁美洲人,30%的捐赠圈至少有一名成员是亚洲人或太平洋岛民,11.5%的捐赠圈主要成员为少数族裔。研究者称,这些数字并不算大,但与机构化慈善相比更为多样化。


研究表明,捐赠圈不仅吸引女性和有色人种,更有希望吸引最高收入阶层以外的捐赠者参与捐赠。捐赠圈的捐赠总额增长但人均捐款额减少,表明了集体捐赠涵盖的成员收入水平范围日益扩大。

扎克伯格夫妇)


美国|扎克伯格夫妇将市值20亿美元股票存入慈善账户


11月8日,《慈善纪事报》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周二公布文件称,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他的妻子普莉希拉·陈(Priscilla Chan)向两家慈善基金会捐赠了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Facebook股票。


扎克伯格夫妇向“陈-扎克伯格倡议”(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的501(c)(3)慈善机构陈-扎克伯格基金会(Chan Zuckerberg Foundation)捐赠1030万股股票,价值近19亿美元。“陈-扎克伯格倡议”是2015年由扎克伯格夫妇创办的价值450亿美元的有限责任公司,扎克伯格夫妇通过这家公司进行慈善捐赠,参与公共倡议和投资。此外,扎克伯格夫妇还向设立在硅谷社区基金会的陈-扎克伯格捐赠者服务基金捐赠超过90万股股票,价值近1.62亿美元。


据《福布斯》报道,扎克伯格夫妇的资产净值约为740亿美元。迄今为止,包括最近的两次捐款,他们亲自捐赠的慈善捐款已超过36亿美元。扎克伯格夫妇的近期捐款均为其在9月承诺的一部分,承诺包括未来一年半内出售Facebook 3500万至7500万股股票以支持刑事司法改革、教育、住房和科学。


欧洲|新数据保护法将于2018年5月生效:非营利组织需要了解和准备什么


11月28日,据《Lexology》报道,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将于2018年5月25日生效。该条例将取代欧盟现行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对欧洲数据保护立法进行彻底改革,针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处罚。该条例不仅适用于众多欧洲组织的个人数据使用,而且在多数情况下适用于非欧盟组织。当然,该条例同样适用于非营利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非营利组织不在欧盟办公或在欧盟雇佣员工,只要该组织的捐赠者、成员、受资助方、顾客或项目服务对象在欧盟,或者为欧盟国家公民提供商品或服务,该非营利组织就有可能受《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影响。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主要原则包括:地域范围、个人数据、合法依据、数据转移、个人权利、数据安全、问责制等。针对违法行为,新版法律引入大量惩罚措施——罚金高达一个组织每年全球收入的4%或2千万欧元,以较高者为准。除此以外,不遵守新法律可能会为组织带来负面宣传,导致名誉受损、错失捐赠者、委托人、成员以及其他人群的信任。


当前,为促成目标实现和任务完成,非营利组织收集了大量个人信息。非营利组织需要确认新条例是否适用,并按照条例迅速完成需要遵守的步骤。此外,在市场营销、募捐活动、项目服务的提供、成员服务及所有相关情况下,非营利组织需要立即全面审核个人数据收集的情况。


(富达慈善在25年内完成了向捐赠者服务基金捐赠250亿美元的目标)


美国|富达慈善在“慈善400”榜单中连续两年超过联合劝募


11月1日,《慈善纪事报》公布“慈善400”(Philanthropy 400)榜单,对从个人、基金会和公司获得最多筹款的慈善组织进行排名。富达慈善基金(Fidelity Charitable Gift Fund)连续二年击败国际联合劝募协会(United Way Worldwide),再度拔得头筹。截至2016年6月,经营捐赠者服务基金的富达慈善基金在其财政年度内筹集约41亿美元,尽管较2015年下降12%,这一出色业绩仍然使得其领先国际联合劝募协会5亿美元以上。


据报道,2016年上榜“慈善400”榜单的慈善组织获得捐款总额占当年全部捐款的28%,这一数字在近些年里几乎保持不变。排名前10的慈善组织获得的捐款占400家组织获得捐赠总额的22%,这10家组织在2016年筹集的善款较2015年增长了13%。


2016年,主要从富人身上获得资金支持的慈善组织运营情况良好,比如捐赠者服务基金;而主要依赖穷人和中产阶级捐赠者的慈善组织运营情况欠佳。捐赠者服务基金作为一个团体在“慈善400”中的筹款额增长了19%。但是,社会服务机构(Social-service Nonprofits)的筹款额增长不到0.5%。今年,“慈善400”榜单中有49家社会服务机构,但只有25家花费的捐款超过2016的通货膨胀率,即2%。


“慈善400”中收获最大的组织是公共事业组织(public-affairs groups),其捐款增加了59%。排名27的皮尤慈善信托基金(Pew Charitable Trusts)是一家无党派研究组织,也经营捐赠者服务基金,该组织的从筹款额增长了130%,成为翘楚。


美国| 2017年第三季度各项捐赠指标相较2016年全面下滑


11月24日,《Philanthropy News Digest》报道,根据专业筹款人协会(Association of Fundraising Professionals)和城市研究所非营利慈善中心(Center on Nonprofits and Philanthropy at the Urban Institute)的报告,美国第三季度慈善组织捐款额、捐赠者保留水平(Donor Retention Levels)持续呈现同比下降的趋势。


根据慈善组织和捐赠软件公司的相关数据,《筹资效益项目季度筹款报告》表明,截至2017年9月30日,美国慈善组织接受捐款总额接近47亿美元,比2016年同期下降4%。总体捐赠者保留率为33%,同比下降1.9%。重复捐赠者(不包括2016年首次捐赠的捐赠者)保留率只有45%,为五年来最低水平。新捐赠者保留率也从2016年的五年最高点23.2%降至目前的17.6%,为五年最低点。

报告还显示,尽管1000美元以下的捐款同比上涨,1000美元以上的大额捐赠同比下降了8%。法新社“慈善倡议/筹资效益项目”的主席埃里克·道伯特(Erik J. Daubert)对第四季度的大额捐赠情况表示乐观。他认为,在进行大额捐赠前,富人捐赠者可能正在等待国会出台更详细的最终税收法案;但是他担心到2017年底,全年的捐赠额无法满足1.5万多个非营利组织日益增长的筹款需求。”



澳大利亚|用有问题的态度对待女性可能诱发家庭暴力


11月27日,《Pro Bono Australia》报道,非营利组织“我们的守护者”(Our Watch)开展了一项网络调查,调查对象是1204名16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结果发现,受访者普遍认为,性别歧视在澳大利亚非常普遍,多数澳大利亚人持对性别平等持有问题态度。


调查指出,21%受访者认为,女性变得过于直言不讳;而20%认为男性应该成为家庭的核心、能够掌控一段关系。25%受访者认为,女性追求性别平等的要求有些夸大;而19%表示,性别歧视的玩笑仅仅是小乐趣,没有伤害。


尽管如此,调查发现,82%受访者认为“如果从事同样的工作,女性的工资比男性的少”这个问题是值得担忧或非常值得担忧的。


“我们的守护者”首席执行官Mary Barry认为,诸如此类的观念创造出一种助长暴力对待女性的文化。“从我们多年的研究可看出,暴力对待女性实际上有四种并存的驱动因素,包括对暴力对待女性行为的宽恕,男性对决策权的控制,性别的刻板印象,对女性的不尊重。”


Barry同时表示,本次调查传递出一个好消息,人们普遍支持解决这种有问题的态度,79%受访者想要一些实用技巧,在看到不尊重女性的行为时能够安全介入。“我们的守护者”将努力开发资源,开展大规模旁观者运动,支持人们挑战这些问题态度。这项活动将由社会服务部门提供资金,于2018年开展。


澳大利亚|社会部门欢迎DGR进行合理改革


12月6日,《Pro Bono Australia》报道,澳大利亚政府提议对可减税捐款的接收方(Deductible Gift Recipient,以下简称“DGR”)进行改革,社会部门对此表示欢迎。


税收和金融服务部(The Minister for Revenue and Financial Service)部长凯利•奥德怀尔(Kelly O’Dwyer)宣布,计划改革DGR相关组织的管理和监督措施。包括将DGR注册账户信息、与澳大利亚慈善组织合作的海外援助捐赠减税计划(Overseas Aid Gift Deduction Scheme)和非营利组织委员会(Australian Charities and Not-for-profits Commission)的慈善登记信息进行整合,也包括取消重复的报告要求。尤其对于环保慈善组织而言,政府也表示这项改革“不要求环保组织进行一定程度的补救措施”。


奥德怀尔表示:“这些合理的改革措施将加强澳大利亚慈善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委员会的作用,加强治理安排,减少复杂的行政手续,确保对社会部门的持续信任和信心。”


根据政府提议的改革措施,从2019年7月1日起,所有非政府的DGR将自动注册为非营利组织委员会的慈善组织,过渡期为12个月,以帮助目前非慈善组织的DGR遵守改革。为加强监管海外活动,政府将颁布《外部行为准则》(External Conduct Standards),由非营利组织委员会强制执行。此外,为提高非营利组织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捐赠者透明度,非营利组织委员会将在年度信息声明中向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Australian Electoral Commission)公布慈善组织的政治支出申报表以及慈善组织职员或相关负责人的犯罪活动记录。


印度|电信大亨米塔尔承诺为慈善事业捐赠10亿美元


11月25日,据《Nikkei》报道,印度电信巨头苏尼尔·巴帝·米塔尔(Sunil Bharti Mittal)已经承诺将其家族财富的10%,相当于700亿卢比(约合10.8亿美元)用于贫困人口教育。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建立和管理一所仿效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的“新时代”科技大学。


包括巴帝企业旗舰公司巴帝电信(Bharti Airtel)3%股份在内,这笔指定用于慈善事业的个人财富将用于支持该集团慈善机构巴帝基金会(Bharti Foundation)的各项活动,该基金会自2000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弱势儿童教育。


米塔尔称:“鉴于我们对技术的依赖,我们希望这所大学像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等大学那样高度重视技术”。未来技术将得到重点关注,如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大学计划2021开始第一门课程,并计划授予电气和电子工程与管理方面的学位,提供免费教育给贫困阶层的年轻人。米塔尔表示将提供数字化教育,并认为这所大学会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新时代大学。



(左二为印度电信大亨苏尼尔·巴帝·米塔尔)


朝鲜|平壤国际妇女协会举办冬季慈善义卖


12月2日,据新华社报道,平壤国际妇女协会当日在平壤使馆区蒙古国驻朝鲜大使馆举办2017年度冬季慈善义卖活动,包括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在内的十多个国家驻朝使馆参加了活动。义卖所得善款将用于帮助朝鲜妇女和儿童。


义卖活动主要面向在朝外国人,义卖物品包括具有各国民族特色浓郁的手工艺品、美食、图书等,义卖摊位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购买。活动负责人表示,义卖旨在面向在朝使馆人员等外国人筹集善款,通过在朝国际组织或外交机构等途径,为朝鲜妇女儿童提供帮助。


活动主办方平壤国际妇女协会于1998年成立,由各国及国际组织驻朝机构的女性成员自发组成,近年来每年春季和冬季都举办义卖活动。


慈善面孔


2017年慈善和非营利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女性



近期,福布斯发布《Most Powerful Women In Philanthropy and Nonprofits 2017》专题,主要介绍2017年慈善领域中的杰出女性以及慈善行业领导角色中的性别差异。


相当一部分的女性慈善领导者已不再掌权


4月,瑞莎·拉维佐-默瑞(Risa Lavizzo-Mourey)辞去罗伯特·伍德·强生基金会(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职位。拉维佐-默瑞在全美最大医疗慈善机构任职的14年,运营逾105亿美元的资产,并推动终结儿童肥胖的运动。拉维佐-默瑞因此在2016年入围福布斯“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第97位。


拉维佐-默瑞是2016年上榜的七位女性慈善家之一,但是这七位女性慈善家2017年却榜上无名。她们由于种种原因离职,其中包括年龄和任期限制。除去其中一个个例,她们的工作都由男性接替。

印第安纳大学慈善研究中心(Center on Philanthropy)下设的女性慈善研究院(Women's Philanthropy Institute)副主任安德里亚•帕克特(Andrea Pactor)说:“我们正处于各行各业的巨大转型阶段,慈善事业也不例外。每天有一千名‘婴儿潮’时代的人们退休,女性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女性在工作中和家里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她们只是累了。”


女性慈善领导者离职原因


虽然拉维佐-默瑞没有特别用退休作为她离职的理由之一,但她已经63岁。她的新工作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教授,这很可能是一份不需要长时间在办公室的工作。而前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卡茜·菲弗(Kaci Kullmann Five)(2016年第75名)65岁时去世。


大多数女性领导人因为担任了有任期限制的职位而被迫辞职,包括: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2016年第38名);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埃瑟琳·卡津(Ertharin Cousin)(2016年第48名);联合国开发署第一位女性领导人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2016年第22名);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okova)(2016年第89名)。


和以上女性领导人不同的是,斯里·穆尔亚尼·因德拉瓦蒂(Sri Mulyani Indrawati)(2016年的第37位)选择自愿离职。她本可以继续担任世界银行总裁。但在2016年7月,她选择了曾在2005年至2010年间担任过的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的工作。


离职对一些人来说是权力的终点。非营利组织咨询公司,Philanthropy Expert首席执行官Melanie Ulle称:“杰出的女性领导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辞职。通常情况下,基金会领导人和大公司的管理人员摸不准离职时间,而女性领导人可以更好地承认她们的任期何时结束”。


被男性替代


有趣的是,男性几乎填补了以上所有职位空缺。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前代理主任Richard E. Besser坐上了罗伯特伍德强生基金会的头把交椅;埃塞俄比亚著名男医生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现在主导世界卫生组织;Carl-Henrik Heldin教授管理诺贝尔基金会;David Beasley现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执行主任。


这些案例反映了慈善团体的国际趋势。一项研究表明,尽管非营利机构雇员中有75%是女性,但CEO中只有45%是女性。一个组织的预算越大,女性控制财政的可能性就越小。在预算达到1000万美元以上的慈善团体中,女性领导者仅占33%。


尽管研究表明女性领导人可以更成功,她们的领导角色仍然不被肯定。Catalyst是一家倡导职场多元化的非营利组织,其研究发现,女性领导人为最高代表的公司在财务上表现更优。


那些最终在慈善领域收获盛名的女性并非走在坦途上。非营利组织中,女性领导人通常比男性领导人薪水低。GuideStar 2017年非营利薪酬报告发现,在预算为5000万美元及以上的组织中,男性CEO比女性CEO多赚21%。


性别和薪资差距可能会更为恶化。Pactor说:“千禧一代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自己的事业,他们并不太重视职位,更关注自己可以做出的成绩。他们是创业型人才,不属于典型的慈善模式”。

本次排名新入围的女性慈善领导者只有一位,她就是陈-扎克伯格倡议的联合创始人普莉希拉·陈。普莉希拉·陈因在健康、住房和监禁方面的贡献位列第69名。


慈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中最具影响力女性名单


第1名: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主席梅琳达·盖茨

第2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第3名:爱默生基金会创始人劳伦娜·鲍威尔·乔布斯

第4名:陈-扎克伯格倡议联合创始人普莉希拉·陈

第5名:欧洲核研究组织总干事法比奥拉·吉亚诺蒂

第6名:彭博慈善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帕特丽夏·哈里斯

第7名: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第8名:惠康基金会董事曼宁汉姆·布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