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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全面依法行善时代

:2016/09/17 :王振耀



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慈善法》,该部法律将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慈善法》的通过与实施,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并将对社会与经济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为我国第一部慈善法,这部法律的突出意义,在于系统规范全社会的慈善行为。《慈善法》的出台意味着民间与政府将在社会公益活动、社会服务提供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协同努力,让慈善行业从此迈进有法可依、良性发展的新时代。《慈善法》实施后,如何规范慈善管理、慈善服务、行善善举?将对我国社会事业发展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成都如何落实好《慈善法》,构建大慈善格局?本期《理论周刊》特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解读《慈善法》颁布实施将带来的社会变革。


核心观点


《慈善法》这部法律的重要思想,是让善于民而不是与民争善,是政府更多地承担起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责任。


以全国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通过《慈善法》为标志,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进入到了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一个依法行善的时代已经开启。这一法律的实施,无论对于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慈善做好事需要法律规范


也许有人认为,依法行善,真的有那么困难吗?其实,对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社会而言,依法行善,是相当巨大的挑战。在讨论慈善法的过程中,为什么整个社会对于个人公开募款行为的评价出现了那么大的分歧?关键的问题就是,在我国社会传统中,存在着一种认为做好事不需要法律规范的理念。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人们往往把做好事看做一种出于良心的个体自发行为,好事的标准也是来自于个体的自我价值判断,因而不需要社会建立起基本规范。人们都熟悉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口号,就是我国传统社会对于行善规范的通俗表达。严格意义上说,传统意义上的慈善观,更多的是一种个体之善,是私德的一种规范,主要依赖于人们的自觉,依赖于个体的修养与德行。因此,当社会上发生一定不良现象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埋怨“道德沦丧”“素质太低”,并不会思索通过改良公共管理的体制与规范来完善社会行为。


《慈善法》规范的是公共伦理


《慈善法》所规范的,恰恰是公共伦理,是公德。在日常生活甚至公共管理过程中,我们往往是把私德与公德混淆起来,认为只要私德良善就必然会有好的公德。其实,公德与私德既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但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比如,在公共汽车上为亲戚朋友抢座位,对于私德而言可能相当不错,但对于公德而言就相当错误了。不仅如此,在更大的范围内,公德甚至约束私德,有的情况下甚至严格限制私德。尤其是在儿童保护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过去,管理儿童被视作家长自己的事情,而现代的法律则是对家长管理儿童的行为方式设定了严格的界限,如果越出了这个界限,就会被定为犯罪。做好事的道理也是一样。能否自己认为做好事就可以不受公共管理规范的约束呢?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行善一定要受到公共规范的约束。不然,有的人就会以行善之名,行不善之事。这样的案例,近年来在我国也时有发生。更为重要的,如果不划清法律界限,即使同样做好事,也会产生出不必要的纠纷。例如,不通过慈善组织的募捐,往往会对善款的使用产生较大的分歧。而通过《慈善法》规范人们的公共募捐行为,就是为了避免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


《慈善法》推动四个方面的根本性社会变革


由公共伦理的规范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必然为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空间。仅《慈善法》规定的“慈善财产”,无疑将会对我国社会的财产关系产生重大的结构性调整。而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分析,《慈善法》所推动的根本性社会变革,在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慈善法》所规定的中国慈善将是“大慈善”而不是“小慈善”。也就是说,慈善事业既包括扶贫济困,更涵盖教科文卫体与环保等多个方面。这是一个具有国际标准意义的慈善概念,使得慈善与公益完全打通,也不会让社会再去费尽口舌地争论慈善与公益的区别。


大慈善理念的确立客观上会促成社会行为方式的重要转变,从而为公益事业的发展注入较大的社会活力。因为,将教科文卫体与环保等项社会事业纳入慈善事业的范畴,就会使社会资源能够与政府所主导的公益事业有机地对接起来。这种资源,不仅仅是社会款物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多方面的社会支持力量开始与公共部门的资源合作起来。仅以医患矛盾为例,在现实的格局中,尽管政府的投入已经相当大,医疗的福利不断发展,但矛盾还是不断产生,有的时候还会更为激化;如果与台湾地区比较,在那里的医院中,有很多的义工服务,许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在为患者提供不同程度的引导与照料性服务,慈济医院甚至就是慈善医院,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中,患者的许多矛盾一开始就被大爱所化解,医患矛盾就不可能广泛出现。而这样的志愿服务,在大陆的医疗体系中几乎还没有被引入。

第二,《慈善法》规定了“慈善服务”的专章,这更是重大的社会服务结构的变革。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由于慈善只被作为扶贫济困的一种手段,因而使慈善与社会服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障碍。有不少社会组织主动帮助政府和社会提供各类服务以解决社会矛盾,还会与有关主管部门之间产生一定的矛盾。比如留守儿童与许多具有各类困难的儿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同情,有的爱心人士展开照料行动,反而会因为各种行政手续的缺陷与专业技能的缺乏而产生一定的矛盾。一旦将慈善服务纳入慈善的范围,就完全有可能会转化为政府采购项目从而得到财政支持,慈善组织就会与有关政府部门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


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经验表明,慈善的确是重要的社会服务行业,一般会产生5%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十分之一左右的就业人口也会在慈善行业就业。许多企业家往往将《慈善法》与1994年开始实施的《公司法》进行比较,认为如同20多年前《公司法》取消公司的主管单位等项改革开创了中国市场经济时代一样,《慈善法》取消慈善组织的主管单位并健全慈善组织多方面的治理结构,也必将全面开启中国社会建设的时代。这样的比较,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实际上就是第三产业即社会服务业在整个国家产业结构中的占比从目前的50.5%向70%的跃升。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是更为全面地发展社会服务业。慈善服务,正是以人为本的服务,即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和儿童的关爱与照料等。这些方面,恰恰是我国社会服务业发展的短板。如果能够通过慈善服务业的发展而促成养老服务等项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的全面进步,将会对我国的产业转型与社会转型产生双重的积极影响。


慈善信托是《慈善法》第三个突出的结构性改革。这一规范,使得慈善事业的发展与金融杠杆开始有机连接,在我国社会发展史上有着突破性意义。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做慈善不能与金融杠杆有任何联系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捐款只能存在银行,不能进行任何投资,不然,如果有任何损失,怎么能向社会交代?近些年,我国每年的社会捐款超过千亿元,但这些资金绝大多数都是以存款的方式放在银行里,不去进行股票、证券以及其他多样化的投资。结果,由于一定的通胀要素影响,许多慈善资金客观上处于不断贬值的状态。另外,如同比尔·盖茨先生在捐出几百亿美元后还在不断地将这些慈善资金用于投资以实现其更有效地增值一样,许多富裕家庭在捐款的过程中,也希望通过有效的金融工具来促成慈善资金更为有效地利用,他们中的许多人熟悉金融工具,完全能够进行更为有效地投资。新的法律规范,将使得慈善资金的投资更为多样化。


《慈善法》的第四个突出特点是专门规范了政府的促进措施。对于慈善组织、捐赠人、受益人依法享受的税收优惠,法律逐一列出。而捐赠人向慈善组织捐赠实物、有价证券、股权和知识产权的,法律明确规定要依法免征权利转让的相关行政事业性费用。而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的数额,则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可以说,这是一部含金量极高的法律。政府能够鼓励捐赠人的政策,基本上都涉及到了。如果更通俗地说,这部法律的重要思想,是让善于民而不是与民争善,是政府更多地承担起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责任。不仅如此,法律明确规定,募捐不得摊派,这更是对政府慈善行为的具体约束,从而能够杜绝过去一个时期有的地方发生的强制要求向政府部门捐赠的现象。


《慈善法》实施将开创依法行善的时代


《慈善法》所开创的依法行善时代,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既是重要的机遇,也是较大的挑战。从机遇的角度看,由法律规范所促成的公共伦理的日益发达,必将对公共管理与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而慈善事业发展所促成的经济形态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对于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更具有引领意义。但是,一定要看到,对于依法行善,我国社会还相当陌生,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无论是慈善组织还是行政机关,都需要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的矛盾甚至是错误在所难免。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基本的法律规范已经建立,在法律框架内政府与社会的积极互动过程中,相信我国社会必将快速进入辉煌的依法行善时代。


文章源自:成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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