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新闻/活动>新闻>正文
王振耀回顾汶川十年: 公益行业对社会的慈善热情,最多消化了20%

:2018/05/11


十年前的5月,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汶川指挥协调救灾;两年后,他从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职位辞职,成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汶川十周年之际,抚今追昔,《公益时报》记者采访了王振耀院长,听这位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中间人”,讲述当年救灾经历、十年公益之变以及他对汶川救援志愿者们的共勉之词。


《公益时报》:2008年的时候,您曾感慨汶川地震“把中国的慈善水平至少提升了十年以上”。十年之后的今天,怎样评价汶川地震的影响?


王振耀:现在回头来看,不只提升了十年。


当年中国全民投入救灾,救灾也将中国和世界连接起来。以前大家觉得慈善是少数富人的事,汶川地震后,大家都知道了,慈善是大众的。正因为汶川地震救灾激发出了民众巨大的慈善热情,才会有接下来各种政策调整,特别是针对大额捐赠。


2016年《慈善法》出台,(速度)其实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2008年,我在民政部任救灾救济司司长,那时候觉得慈善法怎么也得再等10年20年,或者可以先通过一个“慈善事业促进法”。没想到只有几年时间,就形成了社会共识。


中国社会的大爱大善,汶川地震是一个集中的爆发点。这个爆发点有其基础,一是中国经济发展了,二是政府政策开放了,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慈善事业,及其它一系列政策发布,鼓舞了社会的慈善热情。


所以现在来看,当时说提升十年是保守了,根本没想到很快久出现了百亿捐赠、企业家裸捐,与国际公益领域的交流更频繁,发展出社会企业、公益金融、绿色金融,一步一个大台阶。汶川地震的影响可以说非常长远。


2008年5月14日,王振耀介绍汶川地震救灾


《公益时报》:2008年中国社会组织力量还很弱小,他们是否承接住了社会的热情和期待?


王振耀:不仅当时没有承接住,我觉得到现在也没有。我们公益行业对社会的慈善热情和期待,最多消化了20%。


从政府到民间,都有公益慈善需求。举个典型的例子,比如很多城市在推广志愿服务,老年人、青少年、医疗机构等很多方面都需要志愿服务,那么我们公益行业在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方面,有多少帮助?跟一些境外机构在国内做的项目来比较,我们在专业性上差距很大。


再比如,现在很多家族愿意以慈善作为传承方式,而我们的服务在这方面是对接不上的。


另外,慈善组织的支撑系统不成熟。独立的公益学院现在只有我们这里一家,咨询、培训机构虽然有几家,但整体来看很弱。服务不仅仅是指咨询、注册,还有项目设计等等。慈善家的捐赠额度已经动辄几十亿,我们只能设计几千万的项目,能力上有差距。


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内在组织方式、行为方式、内在机制,和社会需求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如果说政府和社会的慈善热情是一大桶水,那么我们公益慈善界的习惯架构还是碗,这是目前我看到的,也是非常焦虑的。就像我们行业内最大规模的那几家基金会,资金量其实也并不大,让他们再承接几十个亿的话,确实有点难。


公益时报》:那么在公益需求上,这十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振耀:简单来说,就是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的变化。这个变化其实是从2001年之后,最近这18年,国家的福利制度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在民政部工作的时候,亲身经历了这些制度的发展。在政府没有行动的时候,主要靠慈善组织,那么政府有所行动之后,慈善组织怎么转型?这时候,可能就转向跟政府合作,花政府的钱,接受政府委托。


此外,对心灵的关注,是现代慈善的重要内容。比如留守儿童、老人的心灵关怀,对家庭暴力的关注等,这些都是过去关注度较低的事情。


而在方式上,现在大家关注影响力投资,希望做社会企业,希望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赚一点钱。政府现在还鼓励慈善信托。很多新的事物扑面而来,我们公益界还不太适应。

2008年2月26日,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就“做好雨雪冰冻灾害倒房恢复重建工作”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


《公益时报》:2008年的时候,您还在救灾司工作,从您的角度来看,汶川地震对推动我国防灾减灾政策、制度有哪些影响?


王振耀:汶川地震对中国的灾害应急救助体系,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中国政府当时的行动和创造,其实也为世界做出了贡献。后来日本3·11大地震,日本政府专门请我作为专家去做咨询(那时候我已经离开民政部),他们很尊重汶川地震的经验。国家的四级响应体系、国际合作机制在汶川地震中得到了体现。政府和人民、媒体、国际形成了非常良性的互动。


中央现在总结经验,专门成立了应急管理部。(您认为应急管理部的成立会产生什么影响?)把过去的几个大的应急系统,整合到一起,从制度设计上增加了合力,但几个方面还需要磨合。


《公益时报》:您现在还关注灾害救援方面么?怎么看到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


王振耀:我现在当然还关注救灾,这是职业习惯。我倒是觉得,现在民间组织已经在主动和政府部门,比如救灾司协作。除了国字头基金会,像壹基金为代表的民间救灾力量,都是第一时间到达灾区,他们很多志愿者就生活在灾区,救灾行动开始之时,旗帜就插在了现场。我听到了很多民间组织与政府配合的故事,很让人感动。


汶川地震之后,我就离开救灾司了,整整十年了。现在的救灾行动比那时候要丰富得多,也成体系化,社会组织的力量更是十年前没法想象的。大家还记得2008年初的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那时候民间组织还很差,大家不知道咋办,永光他们专门开了会来反思。这次总结也确实起到了作用。


现在大家不仅在国内救灾,还参与国际救灾,最典型的就是尼泊尔地震,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救援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实际上也增强了我们的国际影响力,这是原来不敢想象的。


《公益时报》:您曾在采访中表示,从2012年开始,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基本形成了良性互动,很多年前双方是互相埋怨的。这十年来,双方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王振耀:以我这个当时的救灾司司长为例,其实刚开始对民间组织救灾是不了解的。2008年以前,我们不了解民间组织在应急响应的时候能有什么作用,只想到募款、捐款,募款之后也希望他们打到政府的账号上。那时候一般公布三个账号,民政部一个,还有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款都往这儿打。2008年以前是这样的,个别时候有民间组织来救灾了,我们觉得来了也没跟我们协作,怎么回事?他们觉得政府也不跟我们沟通,有时候互相有点埋怨。


汶川地震给了我们很大的改变。刚开始也没想着民间组织有多大作用,但地震刚发生的第一周,民政部没有开门接受捐款,鼓励向民间组织捐款。很快大家觉得大灾面前政府必须要综合协调,就先公布了十几家公开募款的机构,有的组织没在名单上,就来找我们,说你看民政部批准的我们的章程里,写着有救灾,我们觉得的确应该鼓励。


互动、学习就是这样开始的,而且是很生动的学习。那时候手机通讯已经方便了,往往一个电话直接打过来:“我们应该去哪儿啊?”就开始协调,后来甚至国际民间组织,我们也来协调,之后的沟通就越来越顺畅。


开始双方只是接触,到汶川地震是爆发,这期间,有2005年的中华慈善大会,从2005年到2008年,不断有对话。这也得益于民政部将慈善处设在救灾救济司,这样救灾司就必须推动慈善工作,工作之中就理解了慈善组织,救灾就自然和慈善融合了。2005、2006、2007,这三年非常奇特,这三年的交流过程,促成了一个机制性的融合。


2005年中央号召共产党员献爱心,中央政府的公务员钱也不多,但也都捐,领导也捐。捐的时候大家就发现,操作上有很多方法需要改进。自己一捐才发现捐赠时候的焦躁,需要透明、需要回馈,也讨论怎样免税。政府工作人员对慈善捐赠都有了认识,政策调整也就容易了。这是其他国家政府都没做过的。


在我离开民政部之后,建立了中国公益研究院,它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桥梁。毫无疑问,像救灾、慈善、福利的政策,原单位发的文件我理解肯定会快一点。以各大高校学院、研究院为代表的机构,也与政府形成了互动机制。很多政策的解释、研究、沟通、对话就有了,没有变成对抗和吵架。在这样的过程中,民间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到十九大的时候,民间组织也没想到,十九大这么充分肯定社会组织的作用,我们都很意外。得到政府的重视,我们更应该做好这个对接工作。



《公益时报》:2008年的捐赠总量有了巨大突破,但看比例,这些年来企业捐赠一直占多数。


王振耀:中国社会力量的增长、民众爱心的增长,其实经历了一个过程。

以前咱们贫困啊,像90年代初华东水灾,募捐主要来自港澳台和其他国家,募捐量是超过大陆的。1998年抗洪的时候,第一次境内捐赠超过境外,当时我很感慨。2003年非典捐赠额接近40亿元,2004年印度洋海啸,我国民间向境外捐款6亿多。这些大数我现在还记得。


民间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善意。政府有一个消化过程,我是当事人,体会最深。在捐赠中,民间组织、捐款人都向政府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包括如何实施项目、进行救助,这也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


但直到现在国内企业大额捐赠占比一直高于公众捐赠,我认为这就是现在的组织方式不适应公众爱心的要求,起码在公众募款方面就很落后。其实老百姓的捐款积极性很高,你看一个孩子一天能捐到几百万,甚至捐出问题了要退款。


我们的组织方式,离老百姓很远。跟国外相比,第一,我们社区基金会不发达,国外社区互助也是算捐款的。但国内的社区凝聚力很弱,社区基金会很少,满足不了人民互助的需求。事实上,社区里听说哪个楼的谁需要帮助了,号召一人捐一百,大家都会很热心,但现在没这个途径。所有组织的宣传都是“捐款到贫困地区”,贫困地区要捐,但同时不要忘了,你所在的社区就有很多人需要帮助。


第二,国外的实物捐赠非常多,比如旧衣物捐赠,折算价格后也可以凭捐赠证明免税。现在咱们实物抵税还没有摸索出一套方式。


所以说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自私、捐款不够,这能怪老百姓吗?是我们的组织方式、体制有缺陷。实际上个人捐赠还存在着不方便,我认为下一步慈善事业的一个重点是社区慈善。社区慈善不发展,中国的慈善就还在天上飘着。



《公益时报》:回到您个人的问题,汶川地震的救援对您个人后来辞职做公益有影响吗?


王振耀:其实影响很大。汶川地震后,我越了解老百姓的苦难,越了解社会对公职人员的需求,就觉得人生不应该那么刻板。我应该借助这些年的经验,把它奉献给社会。


汶川地震之后,很多慈善政策在不断调整,反而民间组织有些跟不上政府的节奏。那段时间,我内心很焦躁,开了很多座谈会,想推动民间慈善,有时候就觉得推不动。我当时代表政府,我认为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央对慈善的热情或政策的开放度是超过我们民间的。如果民间慈善事业起不来,中国的社会层面是很脆弱的。


但民间慈善要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去接触,不接地气是不行的。那这个事情总得要有人做,我觉得我那时候也56了,最合适把这个难题推一下。所以当时李连杰先生邀请,我也觉得应该做。


你如果有社会责任心的话,其实就会对这个事情很焦虑,不是个人的焦虑,是对社会的焦虑。我觉得很有意义。从2005年之后,接触到很多慈善方面的朋友,我希望能当好他们的垫脚石,让他们踩着我的经验往上走。现在看出来这8年,我觉得很有意义。


《公益时报》:汶川地震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他们之中不少成为了专职公益人,对这批曾共同奋战在一线的人们,您想说点什么吗?


王振耀:我想说的是,汶川地震救灾已经十年了,整个公益圈,特别是参与汶川救灾的这些朋友们,恐怕都应该再做进一步的提升。


这十年,中国和世界的慈善事业又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也应该再上一个大的台阶。这一次不是大灾大难的挑战,而是提升性的挑战。它要求我们学的更多,要求我们要去驾驭一些公益金融、环境科学,与国家政策对接。这就需要我们在应对这些大的社会需求面前,做更多的调整。正是在这样的调整过程中,我们也才能更快地成长起来。


我对这十年来参与汶川救灾、并依然坚持的人们,特别表示致敬、钦佩。他们是社会组织领域的宝贵财富,所以也要珍惜自己,善于把自己再提升到更高的阶段。


时间:2008年5月12日

14时28分04秒,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  


时间:2008年5月13日

距地震发生25小时32分钟———5月13日16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公布了最新统计数字:目前地震灾害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1921人。并表示现在最困难的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把救灾物资运到灾区,民政部等9个部委已经协商,准备“动用一切资源”。


时间:2008年5月 18日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成都接受中央台记者专访,介绍民政部向各地震灾区运输物资的情况。当时一个省运救灾物资到四川,必须先到成都卸,卸完再运都江堰。一卸一装就耽误了时间,物资堆成山,最开始想了个办法,避开成都,一省对一市,后来在具体落实时发现了这种做法的不完善,因而摸索出“对口支援,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创新机制,打通了地震灾区的物资运输通道。


时间:2008年6月6日(星期五)上午10时

民政部新闻发布厅召开记者会,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张世峰就汶川大地震“三孤”人员救助安置和救灾款物分配等有关情况答记者问。王振耀表示受灾地区地形复杂,在这样的灾区,灾区群众在道路中断、通讯中断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并不按照原来的区划逃生的现象,组织这样的物资发放是对公共服务质量、公共服务水平的一次重大考验。需要民政部门对行政的公共服务进行全面的创新,包括政策创新、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



时间:2013年4月21日14时

王振耀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地震的救灾救济与公益慈善在救灾中的作用”。他表示公益慈善可以更为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来参与救灾。政府承担着组织、协调、引导的责任,承担基本的救灾职责。民众的捐款、捐物、志愿服务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在许多领域往往能够弥补政府的不足,甚至引领政府的政策,得到较好的调整,两者只有良性互动才能产生出最大的合力。


时间:2013年5月6日

雅安地震发生之后,王振耀分享了汶川大地震中的经验和教训,他表示汶川大地震中体制的力量非常重要,第一大善道就是建立了应急救援的体制,特别是按照灾情的严重程度,政府设立了四级响应体系。这个四级响应体系回避了一把手责任制,各个岗位分级分类分标准立马行动,地震当天就启动不同级别应急,宣布进入几级响应,循序渐进。这个体制,在这次雅安的救灾工作中同样作用显著。



分享到:

新闻 活动 /

Latest News and Ev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