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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耀:我如何促成瑞·达利欧和比尔·盖茨在中国发起一所公益学院

:2018/03/02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2018年第一本网红书毫无疑问是美国“对冲基金教父”瑞·达利欧写的《原则》,其中文版一个月就售出50万本。2018年2月26日,他开启了4天与中国读者对谈之旅,第一站就来到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北京校区。他想像洛克菲勒家族创办协和医科大学一样,打造这所公益学院。


2015年11月12日成立的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其名朴素,发起人却大有来头:它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Bill Gates),美国桥水公司联席首席投资官、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理事瑞·达利欧(Ray Dalio),以及老牛基金会创始人、荣誉会长牛根生,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会长何巧女,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叶庆均等五位中美慈善家联合倡议成立。


五位发起人当中的何巧女也在2018开年成为国际热门人物。1月26日,美国热门脱口秀节目在网上发布一条视频消息,称一名中国女人捐出15亿美金拯救濒危动物,这是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针对野生动物保护的个人慈善项目捐献。这名中国女人就是东方园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巧女。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何以将华尔街金融巨头、世界知名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联系起来?5位中美慈善家的合作是如何促成的?3月1日,幕后“操盘手”——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接受了界面新闻的专访。


民政部司长辞职做慈善


界面新闻:为什么想办一所公益教育学院?


王振耀:中国的公益慈善教育是一大短板。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2004年中央决定支持发展慈善事业,2005年国务院作出部署。所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仅仅是十多年的事情。我当时在民政部担任司长,就主管公益慈善,知道挑战很大。


当时国家政策对公益慈善做了很大调整,但教育教学体系仍然非常缺乏。十几年前,各个大学和专门的公益培训机构几乎没有。公益慈善教育的缺失,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非常不利。后来我下决心,在2010年6月从民政部辞职,来办一个中国公益研究院。原本是想用智库来做教育培训,但后来越做越大,能做这么大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


界面新闻:现在已经有一些大学开辟了公益慈善的专业。


王振耀:对,其实是刚刚开始有一些理论性的学科,实操性的培训还是很缺的,都是一些地方性的组织刚刚开始举办一些培训。中国的公益教育从理论到应用,和发达国家比还是差很多。


王振耀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2017慈善组织管理春季班开学典礼上致辞。


像洛克菲勒家族创办协和医院一样


界面新闻:创办中国公益研究院之后,为什么还想创办一个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王振耀:其实也有一个偶然性因素,就是瑞·达利欧先生,他对这件事情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我在2013年到瑞家做客,我们三个老朋友闲聊的时候,瑞说:“我得支持你,你做的事太有意义了。”我想了想,问他:“你支持我什么?你这样的人物,是支持我有一个课题或项目?还是像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创办协和医院影响中国医学百年那样,建一所公益教育学院?”一下,我把瑞问住了。


瑞愣了几分钟。大家都站起来了,他几分钟没说话,想了一阵。旁边的朋友有点紧张了,担心我的英语表达让瑞产生误解了,赶紧解释:“瑞,不是让你办医院呢!”

瑞让他不要说话,他想了一会儿之后说:“我就是应该做这样的事,应该办一座像协和医院那样的公益学院。”


打开了思路之后,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瑞开始在上面画。

界面新闻:瑞·达利欧在笔记本上画了什么?


王振耀:他觉得应该让中国的慈善家和美国的慈善家一起参与,比如比尔·盖茨等。他越想越激动,想到最后,他说先拿500万美元让我去哈佛大学讨论合作。


我一下愣住了,这见面还没说什么话呢,就说拿500万美元支持我去找哈佛大学合作去?他说讨论一下怎么做培训项目,为了创办公益学院先去试试。


这就是一刹那,定下了。


界面新闻:从灵光一闪到真正推开,是富有挑战的,你以前没有办过学校吧?瑞也没有办过学校吧?


王振耀:其实,我虽是北师大的教授,但我没办过学校。你知道,热情、理想会增加你的学习能力,不懂就很快去学。我自己也一直在不停地学,本科是南开,研究生是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是北大,然后是哈佛大学政府学院,所以对教育基本不怵。我们还和国际上的公益慈善学院合作,比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学院。我在中国公益研究院也做过一些慈善教育的实验,也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2018年2月26日,瑞·达利欧的中国之旅第一站就到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北京校区。


瑞向“半条华尔街”介绍


界面新闻:2013年有这个主意,2015年国际公益学院就在深圳成立了,筹备只用了2年时间?


王振耀:对。其实2013年讨论完这个主意以后,接着就跟哈佛大学讨论。很快,瑞觉得应该有一个机制性的建设,而不应该是他单打独斗。于是我们就在2014年元旦一块到夏威夷,开办了一个东西方慈善论坛。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等人参会,用他们的话说,“半条华尔街”都到了。


瑞当时对大家说,应该在中国创办公益学院。他认为,人是特别重要的。然后,他很严肃的向大家介绍了我。这是多年交情的结果,其实,瑞在中国交的都是几十年的朋友。


界面新闻:你与瑞·达利欧是如何认识的?


王振耀:我一开始认识的是他儿子马修,那时我根本不知道瑞。上世纪90年代初,11岁的马修在北京上过一段学,又在90年代末16岁的时候回到中国,决定支持街上流浪的孤儿。但民政部当时也没有什么规定,一个外国人如何帮助中国孤儿。


界面新闻:他想做一个基金会?


王振耀:不是,当时中国哪有这个?他就是想帮助中国孤儿,还跑去美国的富豪圈募款。他爸认为孩子做慈善是好事,但怎么做瑞也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来找我,我作为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介入了。马修的精神感动了我,我就给他帮忙,其实瑞就在旁边观察。


在夏威夷,瑞就讲了这段故事。他说他通过十几年的观察,觉得应该帮助我,他说我真的是认为帮助孤儿很重要,做了很多协调工作,也因此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介绍完之后,大家都说好好好,但是,我们在夏威夷并没有拍板。他接着从夏威夷飞到达沃斯见比尔·盖茨,说王振耀的事情应该支持。比尔·盖茨和我见过几面,印象也比较深,立即就同意了。


有他们俩支持,我觉得够了。但瑞说,他们俩是美国人,越有钱越有影响力的人越不应该在中国慈善领域指手画脚。他建议找三个中国慈善家跟他们合作,应该由中国人来当公益学院董事会的董事长。


由此,我们就需要再找三个中方的慈善家。接下来2014年,我们就开始寻找。一找,三个人就找到了。


界面新闻:中方三位慈善家就是老牛基金会创始人牛根生、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会长何巧女和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叶庆均,你是怎么获得他们支持的?


王振耀:都是机缘巧合。


牛根生先生本来支持创办了中国公益研究院,我们是老朋友,他一听说这俩人来找合作,就说一年出200万美元支持公益学院算啥,就来了。


东方园林董事长何巧女2012年捐资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到了2014年基金会想转型,就来找我咨询专业性问题。我介绍了一些常识,然后随口说了一句比尔·盖茨和瑞想建公益学院,巧女一听就说“这个我参加”,非常简短。


熊敏华是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名副秘书长,叶庆均先生的代表,她也一直在看。其实慈善家对人是非常重视的,他们在看你做的事,绝不会只是听你说说而已。熊敏华跟我见了几次面,说要做传统文化方面的事情。有一次熊敏华女士跟我开玩笑:“你不找我申请项目?”她说:“我别的没有,还是有点钱吧?”她又说:“你也可以申请点儿大钱。”我说,正好瑞和比尔·盖茨想合作公益学院。她说,那就这么定了吧。之后我就飞到杭州,见叶庆均先生。


慈善家们一旦看准了,就很快做决定。

从左至右分别是:王振耀、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理事张志洲、老牛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瑞·达利欧、

比尔·盖茨、何巧女、招商银行原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


推动中外慈善家合作


界面新闻:在夏威夷的时候,“半条华尔街”有什么表示吗?


王振耀:他们都表示支持。他们原来以为中国富起来之后,好像中国慈善家对中美合作捐赠不太热情。那一次,牛根生先生跟保尔森说话,保尔森说想在中国跟中国政府合作做湿地保护,但是没有中国慈善家的合作,觉得有点太单薄。当时,牛根生先生说不懂湿地保护和候鸟这些事情,要怎么帮?他说他没有专业人员,但有一些钱,要多少?100万美元如何?这些话都是当着我的面说的。保尔森说,可以,那现在就拍板签下来。当时保尔森非常惊讶——他原先得到的消息是中国慈善家不愿意出钱,听说中国慈善家有钱不愿意做慈善。


在夏威夷,美国慈善家对中国慈善家改观了。3位中国慈善家和两位美国慈善家合作发起国际公益学院,也改变了中国慈善家的国际形象。


界面新闻:2013年在夏威夷,美国有“半条华尔街”,中方有哪些慈善家参加了?


王振耀:还有福耀集团创始人曹德旺、华民慈善基金会创始人卢德之等,不少呢。


界面新闻:有一些慈善家当场就谈成了合作?


王振耀:保尔森和曹德旺、牛根生等合作开展湿地保护,后来还促成曹德旺先生的玻璃厂搬到美国,其实都是那一次的机缘。


在夏威夷不是正式的会议,比较懒散,大家都没有任务,气候也比较好,吃饭的时候美国慈善家就问曹德旺先生,中国经济是怎么起飞的?为什么发展那么快?瑞和保尔森请曹德旺先生讲讲他自己的故事。曹地旺先生讲完后,瑞说,能否把你介绍的写成一本书吗?他说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中国为什么发展这么快。


界面新闻:这是不是也说明中美企业家之间隔阂太深了呢?


王振耀:是这样的,我们对外传播其实不知道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我们说完有时候他们不明白,正像他们说完了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一样,所以说对外开放到一定程度需要深度开放。


那一次开完后,大家意犹未尽,说明年再来!现在是第五届了,一年一次聚起来。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GPL计划主要培养具备现代慈善理念的慈善家。

建立公益教育支撑体系


界面新闻:公益慈善学院的五位发起人对学院有什么权责?


王振耀:五位发起人,连续五年每人每年出200万美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5年能不能做起来。


界面新闻:理想中的公益教育学院应该是怎样的?


王振耀:原来想仅仅办一个典型的、带学术性的大学,通过这两年的实践,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很快,需要做广泛的社会性传播,一定要把教育培训的网络做起来。


现在我们在深圳、北京两地做教育培训,现在看,上海、武汉、西南、西北的培训也都要开展,我们应该和全国的培训机构进行不同形式的合作,建立一个大的公益慈善教育培训平台,真正为中国慈善教育培训事业建立一个支撑体系,学员从慈善家到专业人士到大众都覆盖到。


我本来几十年在民政部当司长、处长,都是管全国的事,不可能只顾住学院内的几百个学生就够了。过去我对城乡低保、社会救助各方面的推动,做的都是普惠性的事情。我应该跟民政系统的老朋友们合作,来做一个公益教育培训的支撑体系,完成公益慈善领域的大提升。


界面新闻: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一开始想做的是精英教育,现在想做的是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


王振耀:对,原来想做精英教育和简单的开放,现在想提高大众教育这一块。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培养慈善组织高级管理人员。


百万年薪招不到秘书长


界面新闻:近年来,中国公益人才困境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


王振耀:我认为公益人才的困境主要是不专业。因为不专业就形不成网络化、链条式,大家你做一个、我做一个,互相复制,合作性较差,公益行业就无法产生优秀的公益产品去满足社会需求。现在养老、儿童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来了,政府也愿意出资,但公益组织在这些方面的专业性还存在很大差距。很多慈善家想行善,但不能说只有捐钱一条路。比如扶贫,慈善家想让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和政府更好地对接。


公益组织不专业,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的话,薪酬水平就低。欧美、港台都不会有这些问题,因为他们专业化程度高,中国内地的公益慈善好像是志愿服务捎带着做慈善,这样的话公益人才就不好产生。


界面新闻:公益界前两年有一个新闻,基金会出百万年薪招不到一个职业秘书长。


王振耀:是这样的,公益组织不专业导致薪酬低,薪酬低导致公益人才缺失,公益教育缺乏也导致公益人才缺失。


界面新闻:国际公益学院的学员有哪几类人?


王振耀:第一类是慈善家,GPL项目(全球善财领袖计划),让中国的慈善家和世界的慈善家对接,交朋友。去年有40多个中国慈善家去了比尔·盖茨的办公室,比尔·盖茨单独召见,主要讨论修养、社会责任等,主要是慈善理论、文化、使命、领导力的教育。


第二类是EMP项目(国际慈善管理),学员是慈善组织的高管。其中每年有一个ELP项目,可以去哈佛学习三个星期,和欧洲的慈善组织有2周时间交流,学习慈善实践、服务经验,讨论怎么做慈善管理。


第三类学员是大众,主要是公益网校、专题讲座、益论沙龙等等。


界面新闻:中国要培养什么样的慈善家?


王振耀:要培养现代的慈善家。中国的企业家不应该仅仅把慈善理解为简单的捐款,应该更多地去支持、引领社会的创新。比如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他们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有钱做好事,不是简单的把钱捐出去就完了。比如,自闭症久攻不下,能不能邀请科学家来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也研究这些社会创新领域的问题,把慈善和社会创新、政府政策结合在一块,我认为这就是现代的慈善家。


界面新闻:从2016年开课到现在,国际公益学院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王振耀:要加强大众的公益教育提升,另外,慈善家的培训也会有调整。瑞说一年怎么也得来两次学院,和学员见面。将来学院和世界慈善家的合作,会形成一些机制。中国的慈善家,比如王石,已经离开企业,时间也比较好,我觉得条件比较成熟。


界面新闻:未来国际公益学院会请这些人来当教员?


王振耀:对,未来我们有两类教员,一类是大师级教员,比如这些大慈善家;一类是专业化的教授,承担课程。


界面新闻:现在公益学院在北京和深圳都开班了,其他地方呢?


王振耀:上海3月10号有一个华东班就开班了。现在贵州等好多地方都要求我们过去办公益培训。


界面新闻:从中国公益研究院到国际公益学院,您未来还有哪些公益方面的计划?


王振耀:比如家族传承,能不能建立一个家族传承的学习网络体系?公益金融的研究支撑体系有了吗?比如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我认为所有的公益组织都应该从自己的角度跟政府做好配合,满足社会需求,参与社会变革,这是下一步中国公益组织应该特别注意的。我们国际公益学院也应该鼓励更多的慈善家和慈善组织跟政府、社会大众形成良性互动,来回应国家政策和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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